陈竺：用健康梦托起中国梦是我最大的梦想
来源：今日中国法文版 时间：2014-08-28 00:00:00 编辑：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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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陈竺被巴黎第五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中法医学合作能造福两国人民”
陈竺坦言，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医疗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从先进国家学习借鉴，同时也需要研究在13亿人口的大国，怎样用较低的投入取得较高的医学产出。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医改这一世界难题。”
中法两国在卫生领域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合作。“中法在医学教育、先进医疗技术的转移等领域的合作由来已久。”陈竺说，从他个人的经历来看，他做会长的中华医学会早在1980年就跟法国医学会建立了“中法医学日”的交流机制，双方的医学带头人每年都进行一次访问交流。而他曾就读和执教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也一直有法语教学的传统，从上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决定向非洲派遣医疗队起，就开始开办高水平的法语班，以期能跟当地的患者和医务人员交流。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法语班的教学得到恢复，不仅会邀请法国老师来授课，也会派遣学生去法国实习。
1997年5月，中法两国正式签署了政府间卫生与医学科学合作协定。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两国政府卫生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民间交往日益活跃，已经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格局。陈竺说，特别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法在新发传染病防治领域的合作，因为他从开始至今经历了整个合作过程。“2003年5月初，在中国非典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法国巴斯德研究院向中国派出了专家小组，法国也是最早向中国派遣专家小组的欧洲国家。”陈竺说，“2004年年初，胡锦涛主席访问法国，我非常荣幸代表中国科学院和法国巴斯德研究院签署了合作协议，建立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陈竺说，这一合作开始之初的梦想是，希望通过十年的努力，建立一支200人的研究队伍。而现在，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已经达到400人，在国际分子病毒学、抗病毒免疫等领域享有盛誉，对中国传染性疾病预防与控制发挥着积极作用。
除上海巴斯德，中法在卫生领域的合作还有很多，如中法新发传染病防治合作项目P4实验室。陈竺说，“这是中法建交以来，两国医学科技领域最重要的战略合作项目”。“习近平主席今年3月访问法国时，专程访问了梅里埃生物科研中心，并对P4实验室建设作出重要指示。”经过中法两国十年的努力，P4项目目前已进入尾声，今年年底将全面完工。“我相信，P4实验室的建成，必将提高中国生物安全水平，为中国乃至全球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发挥重要作用，也将成为中法合作和友谊的重要象征。”
此外，中法在卫生人才培训和中医药领域也有很多合作。“法国在筛选药物有效成分方面具有比较先进的技术，而中国拥有自己的医学传统和文化传统，中法两国在基础研究、临床研究、中药研发等方面的合作是双赢的，对促进中医药的现代化，造福两国人民健康具有重大意义。”陈竺说。
“农村的经历影响了我对人生道路的选择”
陈竺对农村居民的医保常关心。在他2007年上任卫生部长的同年，新农合开始由试点阶段转入全面推进阶段，到第二年基本覆盖全国。
他对农村和农民的感情源自30多年前在农村五年的插队经历。“做知青的经历，对我的理念，包括对后来人生道路的选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对农民从一开始的不了解，到后来的同情，再到后来跟他们相依为命，一直到最后想要为他们的健康福祉尽绵薄之力。”陈竺说，这使他终身受益。
1970年至1975年，陈竺作为当时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先后在江西信丰县和横峰县插队。“那个时侯的农村生活比较简单和枯燥，每天基本上就是干活、吃饭、睡觉三部曲。”陈竺说，他当时只有17岁、初中毕业，在劳动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每天收工后，我经常一个人在小阁楼里就着煤油灯看书到深夜，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读英语，然后再去参加劳动。”陈竺说，在同行的五个知青中，他的蚊帐熏得比较黑，有一次还差点烧着了。除了政治、经济、历史知识，陈竺还在那段时间打下了医学和英语基础。“我的父母亲都是上海瑞金医院的医生，他们经常给我寄来一些医学书籍，每年冬季回上海探亲时，我还会在瑞金医院中医科、内科门诊的短期‘跟班’，这激发了我对医学的浓厚兴趣。”陈竺说，而他的英语学习主要靠两本教材，一是中英文对照版的《毛主席语录》，另外一个是他的父亲在上海给他订阅的英文版的《中国建设》月刊（本刊的前身）。当时的《中国建设》每期定价是一元钱，在每月生活费只有七八元钱的那个年代，这笔支出可以说是“巨款”。“父亲要求我把每期关于医学的文章翻译出来寄回家，他批改后再寄回给我。这种‘鸿雁传书’的方式一直持续了5年时间，贯穿了我的整个知青生涯。”而也正是因为这些经历，促成陈竺在1974年当了一名赤脚医生，并在后来被推荐到江西上饶地区卫生学校学习并留校任教，从此开启了他的从医之路。
“现在回想，如果说我们这些人身上还有一些淳朴的东西，如果说走上领导岗位后还总想想方设法为老百姓做一点事情，大概那段经历是最重要的一个培育，对我来说是思想观念的准备，也是价值观的准备。”陈竺说，作为一个医学科技工作者，后来之所以敢于走上卫生行政领导的岗位，“也许正是来源于这样一种动力，想为最需要的人群做一些实事”。而近些年中国农村医疗卫生领域取得的进步，也让他感到欣慰，觉得自己“多少做了一些有用的事情”，当然，“也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会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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