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党引领我走上开阔人生之路_风采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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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党引领我走上开阔人生之路

——为庆贺中国农工民主党成立80周年而作

来源：农工党重庆市委会　时间：2011-12-21 18:20:00　编辑：xj

作者：刘重来

我是1987年加入农工党的，20多年来，在农工党的引领下，我的人生之路发生了很大变化。感到自己政治更成熟，视野更高远，心胸更开阔，人生更多彩。我庆幸加入农工党，也深深感谢农工党引领我成长。

（一）

说起我加入农工党，就要从我认识的第一位农工党党员，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说起。那是在粉碎“四人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专业对口以后，我从安徽一个地质队调到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之时。

那个时候，系里每周都有一次教职工政治学习，我常常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教师默默坐在不显眼的地方，瘦瘦的身板，剃着平头，穿着朴素，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清癯的脸颇显威严，他叫李正清。由于不是一个教研室，彼此几乎没有来往，但后来听说了这位老先生的身世，却让我又吃惊又感佩。吃惊的是他参加革命很早，是通常所称“三八”式老革命。抗战期间，他曾到革命圣地延安，在著名的“抗大”学习，还听过毛泽东讲课。李正清还珍藏着一个小本子，上面有在延安时毛泽东、林彪、罗瑞卿、腾代远、许光达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题词。后来他受党的委派，带着罗瑞卿亲笔写的介绍信，到重庆从事统战工作，还出生入死，参加过重庆地下革命活动等等。

1988年11月11日，笔者与李正清同志出席中国农工民主党第10次代表大会时，在长城合影。

    想不到在我身边，还有这样一位身世不凡的人，使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但我又有些奇怪，凭他的资历，早就该是个大干部了，怎么到现在还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学教师呢？后来彼此慢慢熟悉了，才知他是农工党党员，解放初曾任农工党重庆市委负责人。他不居功自傲，不炫耀自己，是一个淡泊名利、和蔼可亲的人。后来我们成了朋友，常在一起喝茶。在喝茶时，他常常向我讲农工党的历史。

    在公众场合，李正清不善言词，但发起言来，中心思想很明确，那就是要牢记民主党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一点必须旗帜鲜明。在他的人格魅力吸引下，在他的热心介绍下，我加入了农工党。可以说，李正清同志是我走进农工党的引路人，也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

    加入农工党后，我又接触了一些老农工党员，他们的优良品质和高尚情操也深深感染了我。如老农工党员刘宗宽，原是西北军杨虎城的部下，受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排挤，后又罗织罪名，将他关押在重庆狱中，竟被蒋介石下令枪决，因中共地下党和冯玉祥将军营救出狱，他很感激共产党。解放前夕，他在出任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代参谋长时，秘密将国民党军队的人员配备、军队部署、武器装备等向人民解放军报告，并趁职务之便，故意调开国民党军队，为解放军入川打开方便之门。解放后，在庆功会上，他被刘伯承赞誉为“解放西南第一功”。然而后来他受到不公正对待，特别是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以致家破人亡。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始终未变。

    记得1989年夏天，正值高温酷暑，农工重庆市委委员集中在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当时刘宗宽已84岁了，但他不顾年老体弱，仍积极参加。他耳朵聋，戴上助听器，专心听别人发言。他住在我的对面，天热都开着门，我常常看见他伏案灯下，手拿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学习文件，汗水透湿了他的衣衫。他那“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让人钦佩不已。

    又如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谢运芳教授，如今已近90岁了，她是重庆至今仍健在的几位解放前加入农工党的老党员之一。她腿脚已不方便，出门要靠推一辆代拐杖的小车行走，但每次支部的组织生活会，她都坚持推着小车来参加。

    我们不少人之所以加入民主党派，都是由于受到身边这些民主党派代表人士高风亮节的影响。由此可知，榜样的力量有着多么强大的威力。

（二）

    我是个学历史的，自我加入农工党之后，就对农工党的历史非常感兴趣，通过深入学习，当我对农工党的历史越来越熟悉之后，我就越感到庆幸，为自己是一名农工党党员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首先，我认识到农工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党。它成立于1930年，是8个民主党派中成立最早的政党之一。正因为如此，在如今已出版的10多种中国民主党派史中，记载上个世纪30年代民主党派史，几乎就是农工党史，因为有6个民主党派诞生于40年代，而致公党虽然成立得早，但当时主要是在海外活动。农工党成立时，反响很大，人们把它摆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后，称为“第三党”，可见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有多么大了。

    其次，我认识到农工党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党。在它成立之时，其先进性、革命性就表现出来，且集中反映在成立大会上宣读的《我们的信条》中：

    “一、我们的哲学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我们的事业是继续孙中山革命；三、我们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四、为实现中国革命，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五、我们是信仰一致、组织一致、行动一致的政治结合的战斗团体；六、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2000年12月14日，笔者出席中国农工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时，与农工党中央名誉副主席郭秀仪同志（系农工党创始人之一黄琪翔夫人）合影。

    成立大会上还通过了农工党历史上第一个党纲——《我们的政治主张》，其中心思想就是“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鲜明地表现它是一个进步、有远见的革命政党。也由此可以说明，农工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很多一致的政党。

    而事实正是如此，农工党在它成立之时，就主动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希望与中共合作，建立反蒋联合阵线。当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农工党认识到“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要革命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为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农工党中央作出决议：“同共产党合作，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在抗战最艰苦，国民党掀起三次反共高潮时，农工党都是站在共产党一边，认为“我们是代表农工平民的政党，应该偏向共产党”。1941年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农工党中央立即向中共表达了声援、合作的诚意，使中共十分感动，中共中央在其《政治情报》中指出，农工党“是与我们最接近的，是最同情我们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读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这两个“最”字表达了中共对农工党的信任和高度评价。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农工党在解放前是8个民主党派中唯一拥有武装的政党。在抗日战争时，农工党在安徽潜山县成立了“游击第一支队”，在安徽桐城县建立了“皖中人民抗日义勇军”，在广州建立了“民众抗日游击支队”等等，为抗日战争作了很大贡献。在解放战争中，农工党的武装力量又有进一步扩大，在江西建立了有4500人的武装，在湖南建立了有3000余人的“溆沅辰人民解放总队”，在广东，有5支共2600余人的游击队武装等等，为配合解放战争起了很大作用。

    尤为令人感动的是，在民主革命的各个时期，都有农工党员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英勇捐躯，仅有名有姓的，就有100多人。他们有的是死在敌人的刑场屠刀下，宁死不屈，慷慨就义；有的死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就在重庆解放前夕，3位农工党员章培毅、张孟晋、黎又霖就牺牲在国民党的白公馆、渣滓洞监狱里。他们的鲜血，是与共产党人流在了一起。

    最让我感到自豪的是，农工党还有一位旗帜性的领袖，他就是农工党的创始人邓演达。他有极不平凡的经历：14岁加入同盟会，16岁参加辛亥革命，18岁当上了革命军连长。他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在28岁时，就被孙中山授予少将参军职务，负责保卫大元帅府。孙中山还题赠他半身照片，上写“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格”。邓演达一生都是按孙中山的话去实践的。他在国民党中，是最坚定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人。

    最可贵的是，邓演达一贯支持、同情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而且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的亲密朋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邓演达出任农民部部长，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在湖南开展农民运动，曾亲自提名毛泽东为土地委员和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委员，在武昌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自兼所长，而特聘毛泽东任副所长，主持所务。他还将自己领导的总政治部100多支枪交给湖南农民运动领袖郭亮。毛泽东后来多次回忆他与邓演达的交往，曾十分感慨地说：“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当时中共领袖）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萧三：《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时代》，《晋察冀日报》1946年7月1日）

    当邓演达1930年在上海筹建农工党时，曾多次主动找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商谈合作，建立共同反蒋阵线问题，但可惜的是，当时中共正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对邓的主动合作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邓演达把合作的希望寄托在当时还不是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身上。他说：“看来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实现的，将来如果毛泽东一派当了权，我们是可能合作的。”而后来的历史完全证实了邓演达的预见。

    毛泽东也十分怀念邓演达，1961年，毛泽东在与农工党负责人周谷城谈话时说：邓演达“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读本》，第26页）。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的《新唐书?徐有功传》时，又联想到了邓演达，他在此传天头上写下了一段批语：“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毛泽东把邓演达与岳飞、文天祥这样的古代伟人，与瞿秋白、方志敏这样的共产党领袖人物相提并论，可见邓演达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

    邓演达也十分器重共产党人，当他奉孙中山之命筹建黄埔军校时，就邀请了共产党人叶剑英、恽代英等人参加筹建工作。军校建立后，他出任教育长，主持日常校务工作，与共产党人周恩来（军校政治部主任）、恽代英（政治教官）、叶剑英（教授部副主任）、聂荣臻（政治部秘书）等人亲密合作，结下了深厚友谊。他还招收了大批共产党人进校学习，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优秀军事人才。

    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叛变时，邓演达拍案而起，坚决反对，而且发表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公开信，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蒋介石恼羞成怒，在他发出的“秘字第一号令”中，把邓演达与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等197人都被列入“通缉”名单。风雨同舟，在此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然而不幸的是，在农工党才建立一年多，邓演达不幸被捕。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多次拒绝了国民党高官厚禄的引诱，甚至当面痛斥蒋介石，拒绝蒋介石的劝诱。特别是他为了一起被捕的战友安全，多次放弃了本可逃生的机会。他虽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但却获得了广大人民包括共产党人的高度评价。宋庆龄称赞邓演达是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周恩来赞誉邓演达“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并提到“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6~167页）

    邓演达是一位有崇高威望，有强大感召力，有高贵品格和思想情操，有宽广胸怀和卓识远见的人，他是农工党的光荣和骄傲。我为农工党有这样一位旗帜性领袖而感到自豪。

    当我通过学习，逐渐深入了解农工党史之后，我才真正认识到农工党不仅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党，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党，一个拥有旗帜性领袖的党，一个为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党，而且是一个真正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党。

    记得2002年12月我出席农工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贺国强到会祝贺，并宣读中共中央向大会的贺词。贺词说：“中国农工民主党具有光荣的爱国革命传统。自1930年成立以来，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农工党同我们党建立了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密切关系，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农工党光荣历史和巨大贡献的高度评价。我深感自己作为农工党党员是多么光荣，我从心底里热爱农工党，也决心为农工党尽自己绵薄之力。

（三）

    当我1987年加入农工党时，我才40多岁，那个时候，正是我在大学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最紧张、压力最大的时候，不但要为本科生、研究生上课，还要主持和参加科研课题研究，后又担任了研究所所长，工作更繁忙了。而此时我在家里，也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生活担子最重之时。

    自我加入农工党后，党内外的职务和社会政治活动也越来越多，我曾在1988年、1992年、1997年连续三次当选为重庆市人大代表，1997年还担任重庆市人大常委，1998年当选为九届全国人大代表，1992年还当选为重庆市北碚区政协副主席；在农工党内，我又担任了农工重庆市委副主委、农工党重庆市北碚区主委，农工党第12届中央委员等职。担任这么多的职务，必然是会议多、活动多、出差多，必然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时为了赶写第二天的大会报告，不得不熬一个通宵。但我从没有抱怨和后悔，因为我当选人大代表，是广大选民对我的信任；在农工党内担任职务，是农工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我的信任；而对我个人来说，更是提高思想境界、丰富阅历、开阔视野、体现人生价值的好机会。因此，只要是农工党组织交给我的工作，我都认真努力去完成。

    自从加入农工党，特别是担任党内职务后，一种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作为强大推动力，不仅促使我搞好自己教学、科研等本职工作，也促使我认真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坦诚已见，为国输诚，为维护安定团结、和谐民主的社会局面作出贡献。

    为了农工党的事业，有的时候，还必须牺牲“小我”。如2001年4月3日，我的母亲不幸病故，正当全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时，接到农工市委通知，农工市委10号要在大足龙水湖联谊宾馆举行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学习会，并培训青年后备干部，要我给大家讲政治交接问题。当时，家人见我仍在丧母的悲痛之中，劝我请假不去了。但后来我想到，关于政治交接问题，我曾发表过好几篇文章，有些心得体会，农工党组织出于对我的信任，要把这次会议开好，让我去讲，我怎么能推辞呢？所以，4月10日，即我母亲去世才7天，我毅然去参加这次会议。

    无独有偶，半年后，即2001年11月3日，88岁的老父亲突然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并发了病危通知，当时父亲身边只有我一人，忙得不可开交，但早些日子就定下的农工党北碚区委主委会要在11月4日下午召开，研究区委换届等重要问题。这个会也是因为大家忙，一拖再拖，现在开会的日子好不容易才定下来，我家里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我作为农工党北碚区委主委，要主持这个会，我不参加就意味着这个会开不成了。父亲在病床上也要我去，最后我决定还是去，当我从医院赶去开会时，心里十分难受。父亲终于因病太重，第3天即11月6日就去世了，我悲痛万分，想到他在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离开了，我就感到对不起父亲。就在父亲去世没几天，又接到农工重庆市委通知，11月14日农工市委要在大足龙水湖培训新党员，要我为新党员作农工党史的辅导报告。自我任农工市委副主委以来，几乎每年的新党员培训，都由我为新党员作农工党史辅导报告，临时找别人也来不及准备。另外，由于韦思琪主委因心脏病正在医院按起搏器，每年他给新党员作“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农工党党员”的报告这次也要我来作。这是我过去没有讲过的，要认真准备。于是，在治丧期间，我一边办丧事，一边准备两个辅导报告。11月14日，即父亲病故才8天，我就上台给新党员作农工党史和“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农工党党员”的辅导报告。当新党员们知道我父亲去世才8天，我就来为大家作辅导报告时，都为之动容，并报以热烈的掌声，给了我很大安慰。

    这些年，统战部和农工党组织对我的工作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评价。1991年我获得四川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为四化服务先进个人称号，1995年被农工重庆市委评为农工党党务和两个文明建设先进个人，2000年被农工重庆市委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建党70周年”先进个人，1999年和2001年被西南大学评为民主党派活动积极分子，2003年获重庆市各民主党派“三个文明”建设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颁发获奖证书，2008年在农工党北碚区委成立20周年之际，被评为优秀党员等等。

    这些荣誉让我不安，但也给我鞭策。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我就心满意足了。

（四）

    加入农工党以后，我就在想，如何为农工党发挥自己的作用，做出自己的贡献来呢？我想到，农工党是一个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医药卫生界的人士在党内占很大比例，其他界别的人本来就不多，而搞社会科学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我是学社会科学的，专业又是历史学，正好可以在农工党史、统战理论、参政议政的研究上发挥自己的专长。

    加入农工党20多年来，我除了为全市以及部分区、县农工党员作农工党史、统战理论等辅导报告外，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前进论坛》、《重庆日报》、《重庆统一战线》、《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重庆政协报》等报刊发表了几十篇关于农工党史、统战理论、参政议政等方面的文章。

    在我当选三届重庆市人大代表和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一届区政协委员期间，除积极参加会议、视察活动、提交议案、提案外，也对人大制度、代表素质、参政议政等问题发表了10多篇文章。每次人代会，我都积极写议案、建议和意见，这些议案、建议和意见有的还发表在各种报刊上。

    有些议案，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却引起了很大反响和积极回应。如我在九届全国人大提出的《关于将宣誓就职列入我国公务员制度的议案》就是一例。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时举行的宣誓就职仪式，我在电视实况直播中目睹了全过程。那隆重的场面，那庄严、肃穆的气氛，宣誓者的虔诚，监誓者的认真，都深深感动了我，使我第一次真正领略到了什么是宣誓就职，一下改变了我过去对宣誓就职固有的认识。后来我一查，才知宣誓就职的历史已近百年，世界很多国家已实行多年，且把这一制度列在宪法和法律之中。我认为宣誓就职作为一种承诺方式，本身并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而体现的却是政府、司法部门的公信度、透明度和对国民、宪法、法律的尊重，而对公职人员恪尽职守、廉洁奉公也起着监督、激励和约束作用。正好第二年我当选为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在第一次大会上，我提出的第一个议案就是《将宣誓就职列入我国公务员制度的议案》。想不到议案写出后，在重庆代表团引起了热烈反响，一共50多人的重庆代表团，就有32名人大代表签了名。2002年，在第五次大会时，我再次将这一议案提出，反响更热烈，很快成为重庆代表团签名最多的议案之一。不少新闻媒体也来采访，电视台还作了专题报道，大会主席团决定将这一议案交付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审议。虽然这一议案至今仍未正式采用，但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宣誓就职已被越来越多的政府、司法机关甚至人大、政协所采用。我相信，宣誓就职必将会列入我国公务员制度之中，而且必将成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跃上一个新台阶的重要标志。

    加入农工党20多年来，或因参加农工党史、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统战理论研讨会，或因农工党中央、农工重庆市委、北碚区委的约稿，或为新党员作辅导报告而写了不少文章。其中一部分，也在报刊上发表了。

    自我参加农工党后，坚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信念，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的新政策、新举措，认真进行了学习和研究，也得到一些启示和感悟。如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针对西方一些奇谈怪论，撰写了《发展市场经济会导致政治自由化吗》的文章。当时，有的杂志不敢刊登此文，我斗胆寄给了国内最高理论刊物《求是》编辑部，请他们把把关，看有什么不妥之处。谁知该刊很快就一字不改地全文发表了，真是让我喜出望外。此文发表后，反响很大，不但多家杂志转载，而且还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体制改革》1993年第4期、《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文库》、《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文选》之中。1995年，中共中央提出加强宏观调控的方针，我又针对这一问题，撰写了《对宏观调控的思考》，发表在《统一战线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1期上。

    对于农工党创始人邓演达，我怀有深深的敬意。1995年，为纪念邓演达诞辰100周年，我在《名人传记》1995年第12期发表了《威武不屈，浩气长存——邓演达之死》。该刊编辑部还特为此文写了一个“编者按”：“今年是享有‘民主革命的慧星’之誉的邓演达诞辰100周年，为了缅怀这位坚定追随孙中山革命，反对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革命志士，我们特编发此文，以祭奠英烈抛洒于神州大地的热血和在天之灵。”

    1996年，为纪念邓演达遇难65周年，我又在农工党中央主办的《前进论坛》（1996年第12期）上发表了《邓演达——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一文。除上述2篇文章外，我还撰写了《毛泽东读史，想起了邓演达》（《名人传记》）2001年第2期）、《柳亚子悲歌邓演达》（《前进论坛》2003年第2期）等文章。

    以上这些文章，不少是农工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有时为了赶时间，常常是写到深更半夜。但我也感到欣慰，因为这其中一些文章，还引起不小的反响，有的还获了奖。如《发展市场经济会导致政治自由化吗》一文发表后，有五六家报刊转载，还获得西南师大1992~1993年社科优秀论文二等奖，《更新观念，开阔视野——浅议对党外人士的安排和使用》一文在1997年被全国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评为二等奖，《试论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发展的历史必然》获2001年重庆市统战理论研究成果二等奖，《毛泽东读史，想起了邓演达》获《前进论坛》2001年度“好文章”奖，《民主监督，任重道远》获重庆市政协2004年度政协理论三等奖，《对完善民主党派监督机制，提高民主监督实效的思考》获农工党中央2004年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初期劝止民主党派“光荣结束”之始末》获2009年重庆市统战理论调研优秀成果二等奖。

    为写这些文章，确实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而且这些文章发表了，也不算我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对职称评定等也毫无帮助，甚至还会被人讥为“不务正业”。但我无怨无悔，只要能为农工党贡献微薄之力，我就感到十分欣慰，感到没有辜负农工党组织对我的期望和培养。

（五）

如今我已到了古稀之年，退休也已多年，但作为一名农工党党员，使命感、责任感仍在促使我不断努力，不断前行。我还要为农工党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使我的人生价值能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注：作者刘重来系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市委原副主委、北碚区委原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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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贺中国农工民主党成立80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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