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名鸿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八一宣言》发表90周年。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郑重发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的呐喊！宣言中提到“红军再三提议与各军队共同抗日……十九路军及民众的淞沪抗日血战……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日”，还列举了徐名鸿、吉鸿昌、瞿秋白、方志敏等11名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称赞他们“在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鲜为人知的是，徐名鸿还是农工党的早期成员。

徐名鸿，字翱翔（又作羽仪、只鸾），1897年3月2日出生于广东省丰顺县汤坑镇双河村。少时，徐名鸿勤奋好学，曾把文天祥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刻在门前玉兰树上，勉人励己。

投笔从戎书生志

1912年，徐名鸿随父前往广州，就读于广东高等师范附属中学。1915年9月，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北高师），其中预科一年、本科三年。

此时，新文化运动兴起，徐名鸿热情参与。徐名鸿的学弟、修辞学家董鲁安回忆说，“在国立北京高师，则有徐名鸿……诸君发起以半工半读的泛劳动主义作标榜的工学会、后来又转为平民教育社的团体组织。”徐名鸿还创办了《平民教育》杂志，成为学生爱国运动的先驱之一。其间，徐名鸿广泛接触马克思主义书刊，徐名鸿的学长、知名学者孙俍工在遗作《“五四”运动的回忆……》中说：“当时具有初期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者……在北高为徐名鸿。”

1919年，徐名鸿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北高师国文部助教兼附属中学国文教员。因好友关系，徐名鸿与梁漱溟相熟。1924年，曾一度随梁漱溟执教于山东曹州高中。如果按既定轨迹，徐名鸿很可能会成为知名教师或学者，但这位颇具才华的书生，却选择投笔从戎，走上革命道路。

1976年8月，梁漱溟在批注其收藏的数封徐名鸿遗札时写道：“此数缄为亡友徐名鸿手笔……是年（1925年）冬粤中革命潮流高涨，因粤友召唤，特嘱平叔、艮庸、名鸿三人一同南下应召。”向梁召唤的这位“粤友”是谁呢？陈铭枢。陈铭枢信奉佛学，1923年夏秋间曾到梁漱溟寓所访问，见徐名鸿在听讲，印象甚佳。此后，陈铭枢重返粤军，因顿感军中缺乏文化政治人才，便函请梁漱溟到粤参加革命。后来，梁漱溟以学校工作不能来，乃介绍徐名鸿等三人赴粤。

赴粤后，徐名鸿先任陈铭枢第十师政治部秘书，不久升任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伐。1927年1月，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徐名鸿又升任军政治部主任。其间，与邓演达、郭沫若、廖乾吾、叶挺等来往密切。2月，邓演达在总政治部主持成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聘徐名鸿为委员，徐名鸿还担任了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以身许国赤子情

徐名鸿写进《八一宣言》，被誉为民族英雄，与他参加的三件历史大事密切相关，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参加南昌起义。

1926年8月，北伐军攻占咸宁后（一说1927年春），此时早已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徐名鸿，经中共早期党员、第四军党代表廖乾吾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蒋、汪等相继背叛革命后，徐名鸿随叶挺领导的第二十四师到了南昌，参加武装起义，任新改编的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之后，部队南撤，进入广东潮汕地区，起义军总部派郭沫若任潮汕海关监督，徐名鸿任秘书长，曾到汕头商会等筹集军费。汤坑战役失利后，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转往香港，被冲散后的徐名鸿潜回故里隐藏，但自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翌年秋，徐名鸿受时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广雅中学）校长梁漱溟的聘请，任校务委员兼授语文课。徐名鸿一度因参加南昌起义又是共产党员的罪名而被捕，后经多方设法营救获释。此后，徐名鸿秘密加入了邓演达领导的临委会。陈铭枢回忆说，“当我在江西任剿赤右翼军司令长官时，徐曾来我军中，为我同邓演达进行秘密联络工作。”

关于徐名鸿的农工党早期成员身份，最直接的证据，是陈铭枢《关于邓演达的回忆》一文中所述，“十九路军确有些第三党党员，有的是比较重要的骨干，如在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被陈济棠杀害的徐名鸿，以及旅长云应霖都是第三党党员”。

二是参加淞沪抗战。

1932年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史称“淞沪抗战”。陈铭枢回忆说：“在淞沪抗战发生前，蔡廷锴任命他（徐名鸿）为七十八师秘书，后又调任总部秘书长。凡关于十九路军的对外宣传、组织民众、征集物资、分配慰问品，以及接待中外记者等工作，均由他主持。他成了蔡廷锴的得力助手。”

徐名鸿不仅主持全军文电工作，还常随蔡廷锴等奔赴前线巡视，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况军人乎？”的豪迈口号，激励官兵英勇杀敌。此外，他时常撰写檄文，兼任部队中《抗日战事》等刊物的编辑工作。淞沪抗战期间，十九路军声名大振，徐名鸿及时发布战况，把功绩宣告中外，以呼吁各界支持，并协助做好任务繁重的支前工作。

在《陈铭枢回忆录》中，有一节“淞沪抗战中两个较突出的人物”，其中之一专门讲徐名鸿，写道：“其声名虽不及一般带兵官，但在职责范围内的一切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两人后来在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亦是关键性的人物之一。”

其间，徐名鸿还利用身份，帮助革命同志，如营救著名报人、中共早期党员周钦岳。北伐时，周钦岳曾是徐名鸿的下属，其回忆文章中特别注明，说徐名鸿“是同志，同我很好”。

淞沪抗战终以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而告结束。十九路军撤出上海、暂驻苏州，决定举行“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后扩大为“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徐名鸿被推定为筹备主任，承担大会筹备工作。5月28日，追悼大会在苏州市五卅路公共体育馆举行，徐名鸿任会场副总指挥。

三是参加福建事变。

参加福建事变，是徐名鸿人生中又一壮举。淞沪抗战后，蒋介石整肃“违令”抗日的十九路军，勒令其从宁沪抗日前线调往福建内战前线，企图让该部和红军互相残杀、坐收渔利。是年6月、7月间，十九路军被迫入闽“剿共”，蒋的阴险伎俩引起了其领导层的强烈不满。

此时，红军主力已退出龙岩、永定以西地区，怎么对待当地农民已取得的土改成果成为一大难题。8月1日至3日，漳泉龙汀四属绥靖会议在漳州举行，徐名鸿在讨论善后问题时提出，“关于解决赤区土地问题，实最为重要……本人主张在赤区内照旧分田，耕者有其田……收复赤区之后，否如是办理，恐未能安宁也。”这一主张得到蔡廷锴、蒋光鼐等重视，决定在闽西成立善后委员会（后改为善后处），徐名鸿兼任秘书长，草拟施政方针，将实行计口授田作为主要工作之一，采用和平手段解决土地问题。随后，陆续制定和发布了《计口授田暂行法》等系列文件，计口授田在龙岩、上杭、永定、漳平等地推行开来。

毋庸置疑，这项政策的推出，首功要归徐名鸿，与他深受邓演达土地思想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客观地讲，这项政策是一种改良主义办法，正如蔡廷锴所说，“动员不了农民起来组织自卫军保卫政权”，徐名鸿也认为，“农民苟无政权，无武装，则无法施行计口授田”。值得肯定的是，计口授田有一定进步性，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和当地农民的关系。

在福建事变前，最浓墨重彩的，是徐名鸿以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身份，与中共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933年1月17日，中共发表宣言，提出共同抗日三条件，“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引起十九路军将领注意，特别是该部在被迫出击红军、遭受沉重打击后，其领导层多次商议今后出路，逐渐认识到要抗日反蒋就必须联共，徐名鸿是联共的主要声音。陈公培回忆说：“他是主张和红军联系，并且是主张福建自创局面的主要分子。”傅柏翠亦说，“（徐）早就主张反蒋抗日。”

视死如归义士心

福建事变如昙花一现，很快在蒋介石绞杀下失败了。而主张联共抗日反蒋、实行社会主义的徐名鸿，必然会成为缉逮的重点对象。

1934年2月19日，徐名鸿在由龙岩途经大埔时，不幸被捕。当时《申报》等报刊多有报道，“住于通天旅店”“徐乔装为一士兵，二额角各黏一长条胶质膏药，戴茶色眼镜”，随即押解至大埔县政府。在狱中仅七天，陈济棠密电蒋介石，即以背叛党国罪就地枪决，2月25日就义于大沙坝，年仅37岁。

1934年第24期《老实话》杂志，刊有《徐名鸿盖棺后记》一文，记录下其临刑时状况，“衣白色绒线衫子灰色羊毛背心，共中六枪始行气绝”，文后还附有所谓“罪状”及遗嘱。徐名鸿被绑缚刑场和遇害后的照片，刊登在《东方杂志》上。

徐名鸿被捕后，留下两纸遗嘱。一致国民：“人民权力尚未实现……吾今以身殉，亦以报十九路军之同袍。虽死之日，亦生之年。国亡无日，凡吾国民，好自为之！”一致家属：“……惟念半生奔劳，无点滴以慰父母，身后光光，幼儿无赖，今后苦吾（黄）郁青矣！吾死之后，归葬汤坑。墓碑幸请蔡廷锴先生书之，碑曰：‘社会主义者徐名鸿之墓’，吾愿足矣！”遗嘱虽短，然大义凛然，其顾念家国之情，感人至深！

新中国成立后，徐名鸿家属获颁毛泽东签名的《革命烈士证书》。1955年，国家内务部批复：“对名鸿烈士遗体予以安葬，名鸿烈士家属享受烈属待遇。”1983年，当地政府重修徐名鸿烈士墓，并确定为革命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常云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