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业税、“三提五统”的取消、“两工”实行“一事一议”的规范以及集资、摊派、罚款等“三乱”行为的查处，我国减轻农民负担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农民种田实现了“零税赋”。但是，在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初期，社会保障体制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尚未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发展任务繁重，许多基础性、公益性的建设项目还需要农民投入；前些年部分乡、村集体遗留的巨额债务仍然存在，没有有效消化等情况下，农民负担反弹、变换方式变换渠道向农民乱收费的问题会有所抬头，加之少数基层单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可能造成新的农民负担。

据调查反映。近年来少数地方存在着转移农民负担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一是税费上，有的转移为滥收行业税费；二是对象上，有的转移为学生；三是内容上，有的转移为强迫提供服务；四是行为上，有的转移为“捐款”。此外，还有一些地方的村民委员会，自定土政策，违法向村民收取宅基地占用费及押金、建房管理费、埋坟占地费；擅自作主，提高标准征收社会抚养费、计生协会会费；还有一些在为村民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户口迁移证明》等手续时违法收取“印章费”、“笔墨费”等，借成立农产品协会之机向村民收取会员费并在章程中设立罚款，通过《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擅自设立罚款或违约金。

对此，建议建立完善的减轻农民负担源头防范机制、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长效机制、突出问题综合治理机制、村民民主议事机制、农民负担组织保障机制等五个机制，促进农民“零负担”惠民政策的切实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