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刑事案件媒体

报道和侦破信息披露工作应有限度

我国在重大刑事案件的报道和信息披露方面中屡屡存在失误，有以下几方面：

一、重大刑事案件发生，立即成为社会媒体关注炒作的焦点，立即占据了各种媒体的重要版面，报道不断。由于社会媒体缺乏应有社会责任与担当，例如马加爵案发生后，一些站在“人文关怀”角度的媒体在宣传上，往往突出了马加爵的人生悲剧，将马加爵的屠杀行为描绘为“为保护尊严而进行的反抗”。人们甚至把持刀闯入警局，导致六死五伤的罪犯称为“杨大侠”，甚至为这些罪犯建立了百科名片，起到了鼓励犯罪的作用。

二、公安机关在侦破重大刑事案件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缺撼。在重大案件侦结完毕以后就编辑出版侦破纪实、相关法制节目，披露其犯罪和侦破的全过程，惟妙惟肖地还原了案件发生和侦破的全过程。不但没有起到震摄罪犯的作用，增加群众的安全感，反而会唤醒了犯罪分子的犯罪意识，会无形中提高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和犯罪水平。罪犯在媒体和公安机关双重的“启蒙”下，犯罪水平会得到飞速的提高，不利以后的侦破工作。例如看了电影《秘密图纸》，罪犯知道戴手套，不会留下指纹；看了《公民与法》就会知道：手机通话不超过两句，通完话后丢弃手机卡，公安机关就不会侦测到犯罪分子行踪等。

为此我们建议：

一、重大刑事案件发生以后，只报道重大案件发生的时间。其他案情无可奉可，媒体撰写的稿件应经公安部门审批，未经批准不得披露嫌疑人姓名、肖像。在法院未宣判前不得进行媒体审判。有社会影响的案件宜进行不公开审理，媒体可进行旁听，但不得披露具体案情。

二、公安机关在案情披露方面宜内外有别，对外宜粗不宜细，对内则可以进行案件详情通报。这样既可以提高公安机关的侦破能力，又会避免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农工党原平市委会 张素梅、王范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