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的早筛、早诊、早治，简称“三早”工程，是全世界公认的降低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有效路径，也是最经济和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由于受筛查方案不够完善、群众主动筛查意识缺乏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癌症早筛工程仍存诸多障碍。根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资料显示，八成以上的肺癌、乳腺癌、肝癌、肠癌等常见肿瘤患者就诊时大多数处于中晚期，不仅错过了最佳救治时机，而且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医疗费用负担。随着癌症治疗设备、抗癌药物的引进和研发力度不断加大，我国与美日韩等相比，在癌症早期治疗方面可能并不处于下风，但早筛、早诊方面差距异常明显。数据显示，1991年美国的癌症总死亡率是215.1/10万人，而到2015年，已降到158.7/10万人，降幅达到26%！为落实“健康中国2030”中的癌症行动计划，到2022年和2030年，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分别不低于43.3%和46.6%，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分别不低于70%和80%，高发地区重点癌种早诊率达到55%及以上并持续提高，基本实现癌症高危人群定期参加防癌体检的目标，彻底改变目前“找不到、筛不准、管不好”的现状，建设适合我国国情、规范长效的癌症早期筛查体系迫在眉睫。为此建议：

一是国家卫健委加快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癌症早期筛查体系和针对特定癌种的整体防控体系。发挥国家癌症综合防控示范区的典型引领作用，各地也可结合当地癌谱特点，选择2到3个癌种开展筛查，特别是针对肺癌、上消化道癌、结直肠癌、宫颈癌、乳腺癌、肝癌等常见癌种的筛查，探索建立行之有效的特定癌种早筛指南和防控体系。一方面要以每年的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健康日等活动为抓手，联动各部门、各医院、各大媒体以及专业的早筛科普平台，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升群众加强自我健康管理、主动防癌筛查意识，通过“问卷+评估”找出高危人群，开展临床筛查。另一方面要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实现对重点人群精准筛查。

二是大力推进筛查技术和应用科学研究。传统的影像学和肿瘤标志物筛查等存在明显局限，要加大运用如AI、生物和医学科技融合等新技术的应用研究，尽最大可能压缩单癌筛查费用，提高癌症筛查的普适性和可及性。同时，要把早筛工程作为大健康产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政府的引导和监管下，引入更多的相关企业和平台参与运营，比如：商业保险、商业体检，惠民宝、健康管理公司，人工智能等相关企业，形成一个从防癌体检、健康促进到健康管理产业链条，动员多元社会主体、多种社会资本介入，汇聚合力加以推进。

三是加强医疗服务体系供给侧改革，提高基层筛查能力。要积极推进区域内医疗资源结构优化和布局调整，切实解决基层影像医师等肿瘤诊断人才队伍力量不足，癌症医疗服务能力、预防保健水平和疑难危重症救治能力不高，特别是在筛查诊断水平、早筛流程管理、提高早筛检出率、降低漏诊率等亟待提升的问题。一方面要加大对基层医务人员开展早筛及规范化医疗服务能力培训，提高包括早筛在内癌症诊疗服务能力；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医疗＋互联网，通过智慧远程医疗有效解决基层高水平影像医师匮乏、阅片精准度不足等问题，提升癌症早筛可及性和临床有效性。

四是完善相关的政策配套支持。一是加快癌症早筛类创新医疗器械和检测产品的审评审批认证；二是将癌症早筛项目和产品纳入纳入医保或商业保险支付目录，特别把高危人群每年定期参加的防癌筛查纳入门诊医保支付范围，让更多群众筛得上、筛得起，提高早诊早治率；三是国家癌症中心要加大对筛查工作的指导，推动筛查数据互联互通、便捷共享，形成规范化、长效化的癌症筛查协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