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会议安排，我就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形势、人口增长挑战及相关建议作个书面发言。

一、人口形势不容乐观

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1.3，这是一个较低的生育率水平。202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人口净增长48万人，净增长率为0.34‰，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对比2个月前（2021年11月22日）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的2020年净增长率1.45‰又下降了1个多千分点，可见人口增长形势确实不容乐观。

2021年5月31日，党中央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并且提出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这是继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之后的一个重大举措，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支持生育的根本性政策转换。将生育数量扩展到三个孩子，表明了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结构方面出现的问题，并且决心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影响人口均衡发展方面的一系列严峻挑战，以新的生育政策来减轻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二、人口挑战不容忽视

通过数据分析不难发现，近年来，我国的生育率下降比较迅速，特别是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抵消了二孩总和生育率上升的效果，这是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婚姻推迟、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工作生活压力较大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一是育龄妇女人数骤减。2021年，全国15-49岁育龄妇女比上年减少约500万人，其中21-35岁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减少约300万人。以南昌市为例，南昌市每年期内育龄妇女数呈现逐年递减趋势，由2015年的76271人减少至2021年的42387人，2021年育龄妇女数骤减过万人。育龄妇女减少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二是婚姻推迟现象突出。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姻推迟现象十分突出。根据调查，在80到90年代，中国平均的结婚年龄约为21岁多，而现在的平均结婚年龄已达到26岁，有些省份的平均结婚年龄更是超过了30岁，如江苏省更是达到了34.2岁。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

三是群众生育意愿走低。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以及现代教育的发展，年轻一代更加强调个体的幸福感，婚姻观、育儿观发生变化，三孩生育的主观意愿较低，能生二孩就已经很好，不婚不育的也不少。调查显示，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据，据2021年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全国“一人户”家庭超过1.25亿，占比超过25%。

四是生育能力受到影响。近几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行各业加班加点都是常态，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个人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经常熬夜、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等对生育能力都造成了影响，适龄夫妇“不愿生、不敢生、生不出、生不好”的问题突出。

五是女性就业歧视不容忽视。随着生育政策的进一步放开，多地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比如延长产假等的确会让女职工的生育福利得到提升，但却是一把“双刃剑”，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招录未婚、未育女性意愿必然降低，女性就业歧视现象必也就更加严重。

六是家庭育儿负担较重。生育成本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住房、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加大了年轻人生育顾虑。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统计，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而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不太衔接，托育等公共服务不太健全，让许多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犹豫不决、望而却步。

三、配套政策刻不容缓

目前，国家部委、部分省市已经出台相应政策，包括生育津贴、育儿补贴、产假延长、护理假、育儿假、托育服务、教育双减、税收优惠、母婴安全、购房补贴等方面，旨在从各方面减轻适龄群众生育养育负担，引起较大反响。减轻生育养育负担，个人建议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降低生育给女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是降低女性就业和收入的损失。调查显示，女性对能否就业、就业质量和就业稳定性的担心是影响其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各地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都对产假进行了延长，但是这势必给用人单位带来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大了女性的就业歧视。因此，有必要建立政府、单位、个人“三位一体”的生育成本分摊机制。建议国家层面牵头建立企业性别平等状况报告制度，将性别平等状况纳入企业年度报告。同时，给予录用一定比例的女职工所在企业以及多孩生育率高的企业一定税收优惠政策，要求机关事业单位纳入高质量发展等目标考核。

二是给予女性生育精神抚慰。由政府购买心理关怀服务，免费提供给生育妇女，在产前、产后给予相对应的心理关怀，降低生育带来的精神压力，减少产前焦虑和产后抑郁症的发生。

三是加大女性生育知识科普。女性怀孕期间，危险系数提高，部分女性在怀孕后不清楚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一时不慎导致流产或落下“月子病”的大有人在。政府应通过视频、宣传册、公益广告等形式，加大生育知识科普，同时，还应定期组织相关机构开展“孕妇学校”“妈咪课堂”等活动，给予生育女性“生育安全感”。

另一方面，减轻养育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

一是构建多元化、多样化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目前，我国在0-3岁婴幼儿的托育服务方面相对欠缺，已经成为制约生育的重要因素。建议国家参照养老，加大在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方面的资金投入，完善自上而下各级资金投入体系，鼓励各级卫生健康、教育、工会、妇联、机关事务管理等单位主动融入，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举办托育服务机构，积极推动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另外，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研发应用婴幼儿照护服务信息管理系统，推进“互联网+托育服务”，实现互联网+行业信息全面管控，托位全面监管追溯，打造安全、健康的智慧园所环境。

二是精准对接需求，出台补贴政策。当前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涉及生育养育多个环节，但是有些政策的指向性和针对性还不够高，建议对生二孩、三孩的家庭的补贴激励措施可以再精准一些，优惠力度再大一些。比如在普惠托育中可以出台家庭支持政策，对生育一胎家庭按照标准收费、生育二孩家庭优惠收费、生育三孩家庭免收费用。在购（租）房补贴、生育津贴、育儿补贴等方面也建议向二孩、三孩家庭逐步倾斜，加大补贴力度，提升家庭生育意愿。

三是降低教育成本。生养子女必然涉及到生活成本的提高，其中教育方面支出已成为支出的“大头”，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之一，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已成为优化生育政策、建立友好型生育环境的重要内容。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全面推进“双减”工作的大背景下，建议国家层面强化教育评价结果的运用，从根源上规范学校教育教学行为，完善过程评价、健全管理监督机制，切实减轻学生负担，推动教育成本降低，改变生育意愿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