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我的工作生活似乎跟往年没什么不一样，上下班的公交车上沉浸于书中，中午休息的时候写点文章，在家指导大儿学习牵着小儿学步。似乎所有的偶然都是一种必然，5月，我收到农工党西宁市委会的入党批准通知书。6月，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方案审议通过。或许是因为农工党党员的使命与责任，这看似如同两条铁轨的平行线，最终交汇在一起。

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调研时明确指出：“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自此，三江之源的青海，生态环境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曾漫步海拔5000米的唐古拉山镇，倾听沱沱河与雪山的情话，也曾走访格尔木市南郊的长江源村，与七第、达吉、达尔吉等进城牧民攀谈。此后的许多年间，黄河源区的扎陵湖、鄂陵湖边，长江源区的通天河畔，澜沧江源区的扎曲河畔，都留下我的足迹。有时驻足，与翻涌的白浪对话，与奔腾的河流交谈，窥视每一滴水的心愿与志向。

是的，流出青海汇入大海的只有黄河、长江、澜沧江，而源头的冰川雪山，每一滴水都是心向大海的。其实，青海还有内流河，如黑河，流出青海经甘肃进入内蒙古，在干旱的西北荒漠地区哺育着一个又一个绿洲；还有许多的季节性河流，走着走着就不知所终；以及数不胜数的被称为地渗河的细流，源于雪山终于雪山脚下的那片草原。

绿水青山，水为大计；三江源头，水为大政。作为全球大气和水量循环影响最大的生态调节区、全国和东南亚重要的生态屏障、北半球气候变化的启动区和调节区、全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器、全球海拔最高的湿地生态系统以及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青海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格局，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有了这种认知，各种偶然开始向必然转变。

在农工党内的交流学习中，我渐渐发觉，西宁的农工党同仁主要集中于医疗卫生、人口资源领域，也有教育界人士，鲜有生态环境领域的。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中，我开始自觉地向生态环境领域靠拢。

还是2017年，我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小说《托拉海》，着眼于青藏高原唯一幸存的胡杨林，同题散文刊发于农工党中央机关刊《前进论坛》。

在担任农工党西宁市委会教育文化专委会主任的数年间，我努力寻求文化领域和履职尽责上的突破，多次参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建设与生态文化研究的调研，重点调研了核心保护区一棵树管护站、黄河重要支流大通河源头区弧山管护站、我国第二大内流河黑河源头及流域区的多个管护站、青海湖最大支流布哈河及其支流夏日哈曲、峻河流域等。

正是这片生态地位重要、气候环境复杂的广大区域内，生息着藏族、蒙古族、回族、裕固族等世居少数民族，也是雪豹、黑颈鹤、野牦牛等珍稀、旗舰物种的重要栖息地，更是黄河流域重要水源产流地，从而成为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

我的生态文化研究着眼于祁连山区的政权更迭、民族融合、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民俗、民歌、谚语等，从而发掘各民族的传统生态智慧，最终形成约四万字的《民俗民歌谚语中的祁连山生态文化》研究报告，提交给农工党西宁市委会及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局、青海省祁连山自然保护协会，单行本拟公开出版。报告提出“在继承各少数民族传统生态观的基础上，对原有各民族的生态、生活方式提出创新、转换和发展的途径和办法，将传统生态文化转变为现代生态文化，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在新的条件下的平衡与和谐”。

青海、西藏、内蒙古等省区，神山崇拜是一种典型的传统民俗文化存在。青海因民族迁徙与融合更具典型性，神山崇拜也因此更具代表性，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已对该领域开展系统的调查与研究。基于此，我在对祁连山黑河源头综合调研过程中，侧重于对神山崇拜与生物多样性的调研。

在大通河、黑河、布哈河源区的调研中，真的是“行至水穷处”。在黑河源头调研时，一直走到源头的八一冰川。黑河源头区的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乡处于托勒山与走廊南山之间的宽阔沟谷中，东连祁连县扎麻什乡，南接海西州天俊县木里镇，西与祁连县央隆乡毗邻，北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河乡接壤。在走访野牛沟乡大泉村、大浪村及央隆乡曲库村后，与这三个村的原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才科、万德、更正、马海林几位老人座谈，获取第一手资料。

在此基础上，完成2022年度农工党西宁市委会的调研课题，提交《山神崇拜对保护青海生物多样性影响研究——以祁连山黑河源区为例》调研报告。提出“重视和发掘山崇拜文化中的积极成分，探求其有利于生态保护的积极要素……利用黑河源头区域以及国家公园范围内原住民的生态文明和传统文化，来促进现代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通过实地调研，我对“国之大者”深有体悟，也感受到青海生态环境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巨大成就，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的万千姿态融合汇聚，滋养着这里的生灵万物，曾经难得一见的雪豹及兔狲、荒漠猫多次出现在红外相机与摄影师的镜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