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3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二届“国医大师”表彰大会上，82岁的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妇科专家刘敏如教授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国医大师”荣誉称号，成为目前全国唯一的女国医大师。
刘敏如曾任农工党四川省委会第五届常务委员，第六届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及委员，第七届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及委员，第八届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及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第十一届委员。
如今，刘敏如仍工作在临床第一线，从事妇科疑难疾病的诊治，一年诊治门诊患者5000人次以上。“我既感到光荣，又感到惭愧，更感到责任重大。”刘敏如在57年的医疗、教学、科研及管理工作中，先后主持“产后多虚多瘀与补虚化瘀研究”、“男女更年期中医药研究”等多项课题研究，培养多名博士研究生。曾荣获巾帼建功全国教育系统标兵、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杰出的女科技工作者等称号。她著有多部大型著述，被聘为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中医妇科学术顾问，澳门中国中医药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会首席委员。
圆梦中医 立志奉献
1933年，刘敏如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书香门第。“从小想当发明家、科学家，满脑子都是理科的科学。”刘敏如说，那时的她对中医甚至西医都没有太多的认识，更别说想当传承国粹的中医大师了。一次机遇改变了她的想法，也改变了她的一生。临近高中毕业，华西大学医学院（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前身）开始招生，希望快速培养一批医学人才，当时“吃住全免”的待遇在那个时代是很有吸引力的，刘敏如也和其他同学一起报了名，从此她便走上了求学从医之路。
还在学医的刘敏如就了解到：在农村，产妇接生大多数是靠产婆，她们缺乏医学知识和相关设施，在接生时容易出现破伤风、产后出血等问题。一到假期，刘敏如就和妇产科的同学们一起去农村，挨家挨户宣传新法接生。有时，老师还带着他们去产妇家里接生，当时的刘敏如还不会接生，就只能帮着准备东西，跟着老师见习。有一次，刘敏如独自一人进村宣传时，遇到一位羊水刚破的孕妇，情况紧急，她只好自己动手来为产妇接生。她那个时候完全没有经验，只能一面拼命回忆课上学来的知识，一面接生、剪脐带、包好孩子、处理胎盘。等丢掉胎盘后，她才想起来没有检查，又赶紧跑去把胎盘捡回来看。那次冒险为产妇接生的经历令刘敏如终身难忘，她下定决心要学好本领。
刘敏如称自己的从医之路是一次“偶然”。1956年，为了响应“青年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刘敏如顺利考进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学系学习，成为第一届中医系大学生，这也是她开始接触中医的转折点。刘敏如说：“当时的成都中医学院条件并不完善。”因为有了之前的学医经历和医学基础，所以她学习起来并不费力。经过6年的努力学习，她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被导师推荐留校任教。从此，刘敏如在中医教育和临床教学工作一线，一干就是60多年。
刻苦专研 传承创新
在临床中，刘敏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出大量独到的学术思想，治疗疑难杂症游刃有余。
刘敏如师从唐伯渊、王渭川、卓雨农等名医，学术观点鲜明，注重在基础理论上明确源流。但她不同意将中医学固守在经验之上，在多种场合呼吁中医学发展要在继承传统经典理论基础上，创建中医学的新观点、新学说、新理论，注意有所发展、有所进步，从而逐步产生质的飞跃。她率先提出的“脏腑、经络、气血作用于胞宫是产生月经的生理基础”，以及“脑、肾、天癸、胞宫是月经产生与调节的主要环节”等重要理论，填补了中医学月经调节机理无人研究的空白。通过“月经周期气血变化的实验研究”，初步证实了月经周期气血变化规律，为进一步研究月经周期调节机理提供了可行的理论依据。她还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提出中医“带下”产生理论，为临床带下疾病提供了有益的治疗思路。同时，她提出的“脑—肾—天癸—冲任—胞宫轴主司生殖生理”理论，首次阐述了脑与肾的关系，丰富了“肾—天癸—冲任—胞宫生殖轴”理论，界定了胞宫为女性特有的内生殖器官。刘敏如通过对203例正常自然分娩初产妇给予“补虚化瘀”作用的中药复方，为产褥期复旧和治疗相关疾病提供了客观依据和治疗思路，同时为深入研究“产后多虚多瘀”打下了基础。
刘敏如与时俱进，及时发现、梳理总结中医妇科新病种。20世纪80年代初，她首次提出并亲自主笔编写的“盆腔疼痛证”列入《中医妇科学》教材，到90年代末，西医妇科才出现“慢性盆腔疼痛症”的病名。此外，慢性疲劳综合征、女阴白色病变证、盆腔瘀血证等均由她首次编入中医妇科高级参考书，并纳入《中医大辞典》。此外，她还参与妇科名词术语的梳理和规范，结合妇科发展现状对妇科名词术语进行修订和充实，考证明确定义13条，并全部纳入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医妇科学》、“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妇科学》等，在全国行业内推广应用。
爱我中华 兴我国医
刘敏如已是耄耋老人了，但她仍坚持临床第一线工作，不忘将祖国的传统中医发扬光大。
2002年，刘敏如应邀到香港东华三院-香港大学中医药临床教研中心做顾问中医师，同时担任香港大学中医学院学术顾问。这是一次传播中医药文化的机会。当时的她想法却很简单：“我觉得应该加强各地中医之间的学术交流。”到了香港以后，她却发现，这里的中医药氛围与内地完全不同。“有很多西医对中医有严重的排斥心理，有的病历单上甚至写明了不要去找中医看。我们带过去的一些课题，还需要重新进行审批、答辩，答辩通过后课题还是由西医妇科来负责。在经过争取后我才成为课题的‘并列负责人’。”来就诊的患者大多数不相信中医的疗效，她也经常遇到有患者质疑中医。
有一次，刘敏如遇到一个患者痛经，来看了几次都不见疗效，就抱怨起刘敏如。刘敏如耐心地解释患者的病症可能是子宫内膜异位症。但患者还是坚持去了西医院，治疗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最后，患者还是回来找刘敏如继续治疗。现在成了刘敏如的“老病人”。刘敏如遇到很多像这样的患者，对于中医从质疑、犹豫，到信任、坚定，复诊的患者越来越多，甚至还有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慕名而来的。
2015年4月20日，农工党四川省委会驻会副主委张庆文赴成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参加农工党党员刘敏如“国医大师刘敏如传承工作室”挂牌仪式。仪式上，张庆文代表农工党四川省委会向刘敏如赠送了蜀绣表示祝贺。
如今，在香港、珠海都设有刘敏如名医工作室。多年来，她经常赴欧美及东南亚行医讲学，参加国际中医学术交流会，传播中医药文化。
为中医事业振臂高呼
在一次行业会议上，刘敏如尖锐地指出了一些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她当时说完后心里有点发慌，担心自己说得太直接，冲撞了领导。然而，领导没有责怪她，反而宽慰她，鼓励她大胆说。
针对中医现代化和“与国际接轨”问题，刘敏如有自己得到的见解。她认为：“现在对于中医药发展，首先要解决观念问题。接轨二字很严格，两者必须一分一毫都不能有差错，否则这列现代化的‘火车’要‘出轨’。”因此，中西医两个医学体系通过彼此渗透磨合，互相启发、互补不足，提高治疗效果，改善生命健康素质，才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发展方向。
刘敏如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成为国医大师，责任重大，应当为中医药事业的发扬光大做出贡献。我只有始终身在临床一线，才能做到言传身教、提携后进，将自己的学术精华和从医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她常常争取在诊症的空隙和完成就诊后，与学生作经验分享，争取让每一位随诊的学生都能立体而深刻地认识到如何做一位医生。
如今有些人对中医存在偏见，认为中医实际上只是一种经验主义。刘敏如认为，我国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最大的成就就是中西医两种医学优势互补，共同为国家医药卫生事业服务。中医有着几千年历史，在古代，经历过“师带徒”阶段。如今的中医，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了一门系统的学科，它是一门独立的特殊的医学，是中华原创的医学。在民国时期，就专门开办中医学校，中医进入学校培训，从那时开始就已经是主流的模式了。如今的中医已是系统化科学研究。现代化了的中医仍然是中医，而不是西化的中医，也不等于中西医结合；现代化了的中药是符合中医理论的新中药，而非西化中药，也不等于植物药。更不可废医存药，须“以医带药”。我们时刻都要意识到中医学几千年的传统就是中医学的根，丢掉了传统，中医学就无根可依，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化发展。
刘敏如说：“没有哪个国家像我国一样，有两种主流医学体系同时存在。中医是一门医学科学，也是我们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爱我中华，兴我国医’，能为中医药事业努力、付出，实实在在地做出一些事情，是我一辈子努力奋斗的目标。我愿意在我有生之年，为中医多做贡献。中医之路在我看来是艰辛而光荣的，只要生命没有打句号，我还要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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