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不悔的征途-中国农工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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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不悔的征途

来源：农工党四川省委会 | 编辑： xj | 发布时间：2012-05-02 00:00:00

作者：成都市农工党员赵梅

都说时光如梭，转眼间，我从事律师职业的时间已经快二十年了。回想大学毕业时，很多同学不愿选择律师职业，一是从行业来说，当时律师职业恢复不久，律师很少，律师事务所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国办所。律师行业普遍得不到司法部门的尊重和社会大众的认可；从个人来说，律师工作环境艰难。由于当时专职律师的从业人数较少，行业工作规范和对律师正常执业进行保障的法律规范缺失，很多人对律师工作不予认可和支持，律师们常常四处碰壁；二是律师行业准入门槛太高，律师资格考试堪称中国第一大考，92、93年的通过率不超过5%。而辛苦考取的律师资格证并不能带来律师执业的顺利；三是律师收入没有保障。作为自由职业，律师普遍没有底薪，所有的收入靠自己的案件收入提成。加上律师工作成本较高，没有社会经验和社会资源的新律师几乎都入不敷出。

　　而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我，对未来充满好奇和幻想，希望自己可以像电影《流浪者》中的丽达一样，在法庭上，为了爱，为了公平正义，为了良知，洋洋洒洒，慷慨陈词。所以我义无反顾，辞掉了当时算是高薪的工作，开始从事律师工作，也踏上了我开始法律援助工作的征途。

　　法律援助，在一些律师看来，既没有收入，还费时费力，甚至还会受一些委屈，都不是很愿意做。在我看来，法律援助工作既是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性工作，也是民主党派惠民职能之一，所以，我主动承担了一些法律援助工作。

　　一路走来，风风雨雨，我已经记不清承办了多少件法律援助的案子，见过多少个当事人，经历过多少次庭审；也记不清有过多少赞誉和肯定，多少质疑和责难，但有些事情却总在脑海，久久难以忘却。

　　记得是1994年夏天，一个家庭三人，哥哥高中，妹妹初中，五十多岁的母亲摆小摊养活全家。一场车祸，母亲离开了两个孩子。肇事司机没有赔偿能力，所在的大集体单位也说没有资产，无法赔偿。眼看着他们生活陷入困境，拿不到补偿金，两个孩子都得辍学。我多次和肇事司机、单位协商，都没有得到解决。无奈之下。我只好带着两个孩子，反复奔走于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之间，陈述事实，请求帮助。最终，在我们的执着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协调下，孩子拿到了赔偿金。看着一直很坚强的男孩失声痛哭，我虽然也泪流满面，确是满怀欣慰。有太多的人需要律师的援助之手，我感到了自己的价值。

　　又一次，法律援助中心交给我一件损害赔偿案件。当我看到案件材料时，被深深的触动了。一个年轻美丽而家庭并不富裕的女孩被一个曾经爱慕她的男子泼浓硫酸毁容。被害人面部，口鼻，眼睛严重损毁，受伤前后的照片让人痛惜不已。罪犯已被判刑，而对被害人赔偿迟迟没有落实。罪犯和家属的心理是，既然已经追究刑事责任，为什么还要赔偿。这个面容严重损毁的女孩，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她心灵的伤害将更难以修复。于是，我积极与罪犯家属和罪犯本人联系，讲明利害关系，希望罪犯能够积极悔罪，并将悔罪的认识付诸行动，为自己争取减刑。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几个月过去了，无数个电话，无数次交谈，经过苦口婆心的说服，终于，罪犯家属同意代罪犯作出赔偿。女孩的面部才因有了资金而得以部分修补。

　　1998年，我接到一个涉嫌故意杀人的案件。我的当事人姓陈，是个残疾人，在卡拉OK中和人发生纠纷，在群殴中一人死亡。我的当事人在公安机关审讯中自认挥过刀，但材料中缺乏杀人的证据。刚接手时，我信心十足，经过庭审及庭下和法官的反复沟通，我的当事人仍被判处死刑。而同案的另一持相同刀具的嫌疑人被认定无罪。我们立即上诉。在等待二审判决的期间，我多次到看守所探视当事人。至今仍记得这个当事人说过的话，他说："赵律师，我知道你尽力了，你不要自责。我动了刀的，那条人命肯定算我的，判死刑我认了。那位嫌疑人是独生子，他不能死的。"二审维持原判，我的当事人被执行死刑。当事人的父亲和两个哥哥从甘孜州赶到成都，在办公室见到我时，他们情绪非常激动。等我给他们看完案卷材料以及当事人写给我的信后，他父亲说："我儿子很懂事，不该死。我们本来是准备来打你的，但现在我们知道你没有错，你尽力了。"然后留下一麻袋土豆给我，还一再的感谢我。他们不懂法律，所以他们更需要社会的支持，需要法律援助，需要我们的坚持和付出。陈家人的理解和宽容，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善良和本真，让我在日后很多案件失利挫败时鼓足勇气。

　　1999年末的一天，下午5点多快下班时，一个熟识的记者打来电话要我帮忙。一个小学的孩子，在母亲因高利贷自杀后不久被起诉，要求代为偿付母亲欠下的债务。案件第二天就要开庭，我手中仅有的资料就是报上的新闻。时间紧迫，到法院看案件卷宗材料来不及了，我连忙踩着自行车到了孩子所在的学校和村组，找到了解案情的村民和老师，制作了调查笔录，并和热心的村民邻居们讨论工作方案。晚上回到家已经是深夜。第二天一早，我在庭审中拿出村民的证言，村委会的证明，根据法律的规定，有力地反驳了对方的主张，最终，孩子名下的财产得以保全。会后，到场旁听的二十多个村民都拥过来和我握手表示感激，那一会儿，我满心自豪。

　　一天，我生病在医院输液，忽然接到市司法局律管处领导的电话，要我马上到一个拆迁现场。我立刻拔掉输液针头，赶到了火车站的一个待拆迁的楼房。到了才知道，有两户被拆迁户态度坚决，其中一户被拆迁户因拆迁协商不顺利，拉住拆迁工作人员泼汽油准备点火，被救下来后，情绪比较激动。之前已经有两拨律师和这两家商谈过了，都没有达成协议。我向拆迁工作人员仔细了解他们的工作和家庭背景，制定了详细的商谈方案。进了其中一家，我没有和他们拉家常套近乎，而是直接告诉他们，如果我谈不下了，会有第四拨，或者第五拨律师来，希望他能把真实的想法和要求告诉我，我为他从中斡旋。我想，是我的简单直接和我的真诚打动了他，他看见我一边说话一边发抖，就为我倒了一杯白糖水，我一口气喝完之后，谈判就变得顺利了。晚上十一点，这两户人家达成拆迁补偿协议。所有在场的人员都松了一口气。

　　当然，法律援助工作不仅仅满是鲜花和掌声。去年，我接到一件财产分割的援助案件。开庭时间很近，和当事人交流之后，意见分歧很大。我认为证据不足，当事人坚持认为证据充分，不愿补充其他证据。在我的坚持下，当事人同意通知证人出庭。庭审中，由于证据不足，情势对我方不利。庭审过后，当事人以我将案件违法转委托给其他律师为由进行投诉。虽然理由莫须有，但也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但困难和莫须有的诋毁，没有削弱我进行法律援助的信心和决心。

　　这些年，我获得了来自省市司法行政机关很多奖励。十佳律师提名奖、优秀青年律师、法律援助先进个人、服务社会稳定工作先进个人等等，成绩是对我之前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以后工作的要求。我会继续进行法律援助案件代理，尽我所能，帮助可以帮到的人们。我的法律援助征途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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