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又霖（1895－1949）又名黎万里，男，贵州省黔西县人，曾参加国民党、共产党、民联、民盟、民革、农工党等组织。1915年，入北京大学法政系，曾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10月，加入国民党，参加过北伐战争。1933年，赴福建参加反蒋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失败后辗转于上海、贵州等。抗战爆发后，与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取得联系，成为中共特别党员。1945年加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任民联西南执行部执行委员。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重庆支部秘书处主任。1948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1948年任民革西南区秘书长，协助杨杰建立川康滇黔民革组织，策动武装起义。1949年8月，在重庆被秘密逮捕，关押于重庆白公馆看守所。11月27日，在大屠杀中壮烈牺牲，时年54岁。
黎又霖长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善书画，文学造诣很深。曾任北京《民声报》主编、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新中国学院总务长、黔军总司令部汉口办事处处长和柏文蔚、胡汉民、杨杰等人的秘书、江西战干团教官、江西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华侨工商学院渝校（重华学院）总务长等职。
寻求新知识投身“五四”运动
1895年7月7日，黎又霖出生于贵州省黔西县城关镇的一个书香人家。年幼时聪颖好学，记忆力特强，颇得垫师赞许。至十余岁学业倍增，娴文学好吟诗。黎又霖14岁毅然抛弃旧学，带着寻求新知识的渴望，赴四川省会成都上中学。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时，黎又霖年满16岁，他非常崇敬孙中山先生，仰慕民主思想和新文化。1915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法政系。1919年，在大学毕业前夕，黎又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接触到反帝、反封建和新文化思潮，他浑身充满着爱国激情，参加了天安门前举行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参加了烧毁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的行动。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黎又霖，参加政治活动的热情大为提高，他和一些进步人士创办《民声报》，自任主编。1919年10月，黎又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曾任国民革命军11军师长杨其昌的秘书。
走上反蒋救国的道路
黎又霖从北京大学学成后返回贵州省，担任黔军总司令袁祖铭的秘书，曾谏请袁与孙中山先生合作未果。袁遭失败后，黎又霖随李晓炎军长参加北伐战争的军事工作。1927年，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大搞反共清党、镇压工农群众的叛变活动。黎又霖痛心疾首，追随柏文蔚先生等组织国民党反对派，辗转于上海、安徽、江苏等地，以各种职业为掩护，积极策动民主革命运动。1931年，黎又霖响应胡汉民先生号召，赴广州参加国民党非常会议，继续策动推翻蒋介石反革命政府的活动。在广州期间，黎又霖与中共地下党员王葆贞先生一见如故，过从至密，此后时而相遇密切联系，经常谋商有益于群众的事宜。黎又霖通过王葆贞先生，开始认识中国共产党，这为以后黎又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做了前期的思想准备。
1933年，发生了影响中国政局的“福建事变”。闽变的背景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国民党19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围剿中共领导的红军，进行反共内战。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侵入华北。5月，蒋介石与日本签订出卖华北、平津的《塘沽协定》，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在中共团结抗日政策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1933年11月20日，19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陈铭枢等反蒋势力，在福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动了福建事变。黄琪翔、章伯钧等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及国家主义左派、社会民主党、文化界民主人士等参加了这次事变。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当时，黎又霖偕社会科学工作者江公怀先生赴闽参加了人民革命政府的工作，意在继续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致力于推翻与日本妥协的蒋介石政权。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反蒋抗日，打倒南京政府，取消党治，还政于民。参加事变的各派领导人组织了生产人民党。当时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并进行贸易往来。1933年底，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调派大批军队向福建进攻。由于内部分化和中共中央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没有给予援助，1934年1月，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优势兵力的攻击下，终于失败。
“福建事变”失败的教训，对这场事变的亲历者黎又霖来讲，在其心灵上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促使他的思想产生了根本变化。从1920年到1934年十多年的曲折经历中，黎又霖在黔军中经历了长期的军阀混战，亲眼看到了国民党围剿红军、坚持反共内战的倒行逆施。这使他认识到军阀混战祸国殃民，虽然蒋介石诡计多端，取得了统治权，但完全失去了民心，江山不稳。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考验，坚持抗日团结民主，虽处境困难，但民心所向，大有希望。从此，黎又霖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积极投入到反蒋抗日救国的斗争，投身于民主革命运动的洪流之中。
闽变失败后，黎又霖辗转于上海、贵州、重庆等地，先后担任同济大学教授、新中国学院总务长、江西省政府驻京办事处长、黔军汉口办事处长、香港私立华侨工商学院渝校（重华学院）总务长等社会职务。
爱国民主运动的社会活动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黎又霖联络左翼文艺界人士到香港筹办战时大学，后因受阻未果，转回重庆。黎又霖与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取得联系，在重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作为中共地下党的特别党员。他以隐蔽身份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江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上校政治教官。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他联系教育界、工商界、金融界人土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承担了许多革命工作。
图为黎又霖（右）早年与友人合影
1944年，黎又霖回贵州省黔西县探视家人时，曾作《回乡诗二首》，可对当时的黎又霖窥其一斑：
一
人生不唱大风歌，莫使年华爱逝波；
万卷蝉红余韭架，一杯黎绿醉漓涡。
二
廿年不见故园春，子侄犹疑附耳频；
世乱时荒兄弟隔，一回相见一回亲。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为了团结抗日，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但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内战的政策，从1939年到1943年，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政治上实行独裁，在经济上实行垄断，压制言论自由，摧残文化教育，镇压爱国民主运动。这样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逐步尖锐起来，人们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深为不满，要求团结抗日、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一些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赞成、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他们迫切感到有建立组织的必要。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应运而生的。民联的产生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3年2月，在重庆开始举行民主同志座谈会。 1943年8月，成立建立组织的筹备小组，由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许宝驹、于振瀛、何公敢、甘祠森10人组成，几经商讨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的政治主张以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旗帜，团结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爱国民主分子，同破坏抗战、制造分裂、阴谋妥协、实行独裁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民联筹划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步伐加快。10月28日，民联成立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通过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中国国民党应“结束党治”，由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的贤达人士，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大会通过的文件，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旗帜，对于号召和团结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投入人民革命斗争，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时，中共特别党员黎又霖经中共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的同意，加入了民联。1945年底，民联在重庆南岸子湾6号杨杰住宅成立了民联西南执行部和人民自卫军司令部，杨杰担任主任委员，黎又霖担任执行委员。自此以后，黎又霖在民联的活动都与杨杰有密切的联系。
杨杰，字耿光，早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并加入同盟会，先后参加过辛亥革命、讨袁护国战争。1920年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4年回国后任冯玉祥国民军第三军参谋长、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总参议、国民党政府军师长、军长、国民政府军委会常委兼办公厅主任、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长江要塞总司令、总司令部总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等职。杨杰长期从事军事理论研究，是中国的著名军事理论家。1938年5月任中国驻苏联大使。1940年回国，任军委会顾问。抗战胜利后，参加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8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9月19日，在赴北平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香港寓所。
与加入民联的同一时期，黎又霖经鲜英、邓初民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盟号为1193号。民盟成立于1941年3月，当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在“皖南事变”后，由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青年党、国社党、救国会、乡建社、职教社在重庆联合组成的。1944年9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容许个人参加组织。当时有许多进步人士纷纷加入民盟，一些中共党员也以民盟的身份参加社会政治活动。
1945年至1946年间，黎又霖经常奔走于上清寺“特园”和南岸杨杰宅邸之间。“特园”是爱国民主人士鲜英的私宅，因鲜英号特生，故以特字命名，称为“特园”。在20世纪40年代，它是国统区民主运动的营垒，董必武誉之“民主之家”，由冯玉祥书“民主之家”匾。
1946年2月，民联中央常务干事会决定，在民联中央结束重庆的工作后，成立民联重庆临时工作组，主要成员有甘祠森、李紫翔、夏仲实、冯菊坡、李文钊、黎又霖，杨杰、邓初民担任指导员。从这以后，直到重庆解放，民联在重庆的一切工作都是在临时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的。4月15日，召开民联中央常务干事会，民联中央在重庆的工作正式结束，主要负责人离开重庆到南京、上海等地开展工作。
黎又霖参加了民联临时工作组在重庆民主运动中的一系列活动：
1946年4月9日，重庆各界在青年馆举行追悼“四•八”烈士大会，重庆民联参加了追悼会的筹备会，发动会员送挽联花圈。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重庆民联发表声明并致电民盟中央吊唁。参加追悼会的筹备工作，发动成员参加追悼会，并在联系群众中展开宣传活动，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暴行。9月，重庆民联和各民主党派团体一道发起组织重庆人民和平促进会，发表声明，呼吁制止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11月4日，《中美商约》签字后，民联和其它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一道，掀起反对《中美商约》的运动，召开大小座谈会、报告会，发表宣言，持续了两个多月时间。1947年1月4日，重庆民联发表严正声明，支持全国学生抗议北平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暴行的运动。号召大中学校的民联会员，积极支持和参加爱国抗暴的学生革命运动。
1946年12月30日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58岁寿辰，《新华日报》发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贺信、贺词、贺诗。1947年1月2日，在重庆春森路举行招待会，杨杰、甘祠森、黎又霖、谢立惠、李紫翔、徐崇林、黄朋豪、税西恒、赵一明、章培毅等各界来宾60余人应邀参加。吴玉章在祝酒中总结了1946年国内外政治、军事斗争形势的变化与发展，进一步阐明了中共今后的方针政策和对国民党的态度。整个聚会充满了热烈友好、团结合作的气氛，在政治形势日趋黑暗时，成为国统区民主人士相互联系、激励斗志的一次难得的聚会。
在重庆的民主运动中，民联、民盟、民建、农工党等与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配合革命行动。黎又霖是一位具有多重政治身份的社会活动家，他为了进行革命活动，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联系，继参加民联、民盟之后，大约在1948年，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黎又霖与农工党负责人郭则沉、罗任一、王深林、黄朋豪、吴春选、唐弘仁、郭仲衡、李正清、章培毅、唐万延等，都有广泛联系和交往，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从相识相知，到成为农工党同志。
农工党的前身是“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它是国民党著名左派领袖邓演达等在上海创立的。1935年，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31年，邓演达被蒋介石暗杀后，该党在黄琪翔、章伯钧等人的领导下，继续坚持开展革命斗争。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机关由武汉迁重庆。抗战时期，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开展了许多政治活动，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重要组成部分。1946年5月，中央机关由重庆迁上海。5月初，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四川省党部在重庆成立，黄朋豪担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1947年2月，正式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选举章伯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坚持地下斗争开展军事策反活动
1947年春夏，随着蒋介石厉行独裁、内战政策，重庆的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社人员被国民党强行送回延安。7月1日，蒋介石发布《戡乱总动员令》后，民联和其它民主党派被迫转入地下。这时黎又霖与中共领导机关的联系被割断，便凭自己的政治判断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投入到民主党派的工作上。
6月1日晚，成渝等地同时宣布深夜戒严，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宪特，于6月2日凌晨，疯狂进行大逮捕。逮捕进步人士达200余人。在“六•二”大逮捕后，重庆民盟组织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运用各种渠道，想尽各种方法进行营救。黎又霖和鲜恒等积极营救被囚禁的民盟盟员，终于在1949年3月，使田一平等21位重庆盟员获释出狱。
1947年11月12日，民联、民促和其它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在香港举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11月25日，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李济深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
1948年3月，民革中央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宣传蒋军在战场上失利的情况上，形成蒋军必败舆论，争取人心，同时积极进行西南地方首脑的策反工作。黎又霖与周徒华等人先后来渝策动文化活动，公开在报上发表文章，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忠告，并利用国民党政府中上层人物的矛盾关系，作分化离间斗争。
5月，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杜重石奉李济深之命，由香港飞成都，与刘文辉、李宗煌等磋商建立民革川康分会机构，同时在重庆的民联西南执委李挽澜到成都会晤杜重石，杜以李济深的亲笔信（上图）嘱其向民联西南负责人杨杰转达，民革中央希望由杨杰领导西南工作。6月，杨杰约会黎又霖、周从化，告知李济深转给他的密信。三人商定，由周从化回成都筹组民革川康分会；由黎又霖去贵州做王家烈的工作，筹组贵州民革；云南方面则由杨杰对卢汉进行工作；川康滇黔同时行动。军统将“内线”严守三埋伏在杨杰身边，并取得杨杰的信任，掌握了川省民革组织情况，这为1949年8月黎又霖、周从化、王白与、周均时等相继被捕埋下了隐患。
图为周从化致黎又霖的信
杨杰担任西南四省（川、康、滇、黔）民革的总负责人后，调黎又霖担任民革西南区秘书长，协助杨杰建立川康滇黔民革组织，联络军政界人士开展策反工作，策动武装起义。杨杰同甘祠森、黎又霖商定，民联与民革不合并，保持组织独立，仍搞民主活动。
6月，由赵一明、冯克熙、黎又霖出面，与民盟、民联、民建、农工党负责人联系，经过互相串联，决定组织“民主党派联谊会”，采取聚餐会或其它集会方式，加强联系、互通信息、交换意见、研究工作。曾研究发动各方面调查了解官僚资本情况、保护国家财产、救济渣滓洞集中营被难同志等问题。先后在民生公司信托部、川康兴业公司、华康银行、聚兴诚银行等处举行。先后参加聚会的有：潘大逵、彭友今、赵一明、冯克熙、胡克林、黎又霖、甘祠森、周永林、徐崇林、刘昆水、李紫翔、鲁志承、吴华梓、李正清、姜煊、罗宏章等。
10月27日，国民党当局以“勾结共匪，参加叛变”为由，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各级组织和各地盟员随即转入地下活动。民盟重庆市支部转入地下后的临时委员会成员有：鲜英、赵一明、冯克熙、黎又霖、汤逊安、章培毅、杨复全等，黎又霖任民盟重庆市支部秘书处主任。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明显取得优势，国民党却造谣宣传国民党军队的所谓胜利。10月，民革西南执行部负责人杨杰决定筹建民革川康地下组织。杨杰与甘祠森、黎又霖等商议召开时局讨论会，经黎又霖联系，讨论如期召开，参加人有杨杰、甘祠森、黎又霖、鲜英、黄默涵、鲁自成、周均时。杨杰分析了当时的战争形势，他很看不起蒋介石的指挥才能，说蒋走到哪里，那个地方就会很快失掉。大家预测蒋介石会把西南作为他的大后方。有人提出“保川拒蒋、迎接解放”的口号，杨杰很赞赏。又过了几天，杨杰又向甘祠森、黎又霖提出，把重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组织起来，以轮流请吃饭的方式，每二三周或一月举行“转转会”，讨论时局、交换意见、协商行动。杨杰等设想把西南四省的反蒋实力派联合起来，实施“保川拒蒋、迎接解放”的方针，要求民主党派从政治上配合，促成这个西南大联合的实现。通过多次讨论，大家取得共识：西南四省四川是关键，“保川拒蒋、迎接解放”可作为共同的工作方针。参加“转转会”的人有杨杰、甘祠森、黎又霖、鲜英、黄默涵、潘大逵、黄朋豪、周均时、鄢公复、徐崇林等。这个“转转会”开了五、六次，直到1949年5月杨杰离开重庆为止。
当时，黎又霖利用重庆聚康银行经理黎际云(黎又霖的哥哥)的关系，以聚康银行专员的身份作掩护，住在重庆民生路米亭子19号通惠实业银行经理蒋华村(黎又霖的侄女婿)家里。他不带家小，亦无固定职业，生活艰苦，仍然不知疲倦地经常工作到深夜。黎又霖先后有配偶三人：初为萧氏早故，遗一女名世华；继配陈氏离异；再娶张氏，因其在沪任妇女会代表时，倾力为李宗仁竞选伪总统，黎又霖不满其行为，遂与之断绝关系。黎又霖一生为国奔驰，未有家人团聚。其胞弟将一子过继与他，在渝入育才小学，黎又霖遇难后，由嫡堂兄李云送回原籍攻读。
据邓后炎（曾任民革重庆市委副主委兼秘书长）关于黎又霖的回忆录记载：“1946年秋冬，甘祠森、黎又霖、我（邓后炎）、曹克勋组成“民联重庆地下工作委员会”（指民联临时工作组）。1947年至1948年，曾召开几次地下工作委员会，多交换一些政治、军事以及民主运动方面的情况，他接触面宽，喜欢讲军事形势以及民主运动方面的情况，他充满乐观情绪，对蒋介石极端痛恨，常骂那个‘龟儿子’。黎又霖长期单面独人脱产干革命，从不谈家事，他寄住堂兄黎际云老先生家，地址在民族路中心南面一小巷内，我大约去拜访过三次，都没有多谈，因那里人客较多。大约在1949年，他又住小米亭子25号去了，那个环境更复杂，周围特务较多，他不常在家，我去过两次，都未会着，他似乎常在别处‘打游击’的样子。1949年初，时局紧张，他（黎又霖）忙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的策反方面的活动，我们办学校的就忙学生运动中的有关事情。几年中，民联地下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就是甘祠森和黎又霖同志。
我和曹克勋住江北郊外二十里的建川中学校里。曹克勋在1946年底走后，其委员由嘉励中学的罗宏章接替，1949年初，又补充陈编为委员。黎又霖同志住城内，与地下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主要同志都常有往来，在民主圈子是非常活跃、积极的一员。
黎又霖同志学识渊博，尤其具有丰富的政治、军事知识和经验。在“民联”工作中，每当聚会讨论形势和工作时，他对政治形势的深刻分析，他的远见卓识，给大家帮助很大。黎又霖同志态度谦虚，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当他发现同志们有可取的意见提出时，他总是加以强调和支持。他积极承担分配给他的各项任务，并尽最大的努力去把工作做好。他对同志和朋友热情诚恳，乐于助人，厌恶并反对一切不正之风。他是当时重庆民联负责成员中团结的象征，工作的楷模。”
1949年2月，黎又霖率谢泉鸣密往滇黔联络同志，暗中策动军事起义。3月初，抵达贵阳市后，获悉国民党将位于大方县羊肠坝的发动制造厂迁往台湾，为保全国家财产物资，黎又霖赶紧取道滇黔边境毕节镇一带发动民众武力，策动军队起义阻挠迁厂，经筹划就绪后，留谢泉鸣继续工作。4月18日，黎又霖只身往昆明与杨杰再度筹商策动西南军变，时值湖南程潜将军起义，秘密说服滇军响应未果。乃与杨杰返渝统筹川滇黔军事起义的策动事宜。
杨杰等人在西南四省的活动被军统局侦知，5月，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侦防处处长、国防部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之命拜访杨杰，示意他不要与李济深的民革发生关系，这实际是对杨杰的警告，杨杰决定离开重庆回昆明。杨杰回昆明前，黎又霖三次到他的寓所研究工作。
5月，黎又霖曾赴成都筹建民革川康边支纵队。6月，黎又霖到昆明找杨杰再度筹商云南军事起义，始知杨杰已到重庆，随即又赶回重庆见杨杰。杨杰策动重庆军政界、知识界的一些名流搞地下组织，参加人有周均时、王白与、杨其昌、周绍轩、王国源、何鲁、税西恒、江载黎、杨永思等。
杨杰、彭友今、甘祠森、黎又霖、邓后炎等重庆民联负责人在望龙门和丰银行举行会议，民革西南执行部要求大家做好配合解放军进军西南的准备工作，策动军事起义迎接解放。决定在涪陵新庙镇成立民革川东分会和“川东特区纵队”，由张镇宇负责组建，黎又霖为负责人之一。为了“隐蔽精干”，减少关系，由黎又霖独自担当与新成立的民革地下组织的联系工作，他甘冒风险乐意承担重任。会议之后，杨杰又返回昆明。黎又霖参与策动国民党20军、23军、44军起义。支持侄女婿蒋华村竞选重庆粮食工会理事长，掌握城市粮食供应和库存，从而控制工会。
在这一时期，黎又霖与农工党重庆地下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参加了农工党的地下活动。据周竞波（曾任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四川省党部委员、农工党重庆地下组织工作组组长）的回忆：
“1949年大约5月间，李正清（曾任农工党重庆市党部宣传委员会主任、农工党中央咨监委员）和我到米亭子会见黎又霖，我们谈了当时形势和工作情况，他鼓励我努力工作。不久我在关庙街遇见他，约我到他的住处时，他一开口就问我去不去贵州，他说，贵州是他的家乡，彝族土司和部队都有熟人，关系很好。现在就是要找人去贵州，先与地下党联系，策反起义迎接解放。赴黔安排由他完全负责。要我去贵州做这一项工作。由于当时我们正进行策反彭斌工作，我没有向他说明，承认与黄朋豪研究再决定。我与黄朋豪商量，认为策反彭斌很重要，我不能离去，我们相信黎又霖的为人，必须将我们的工作情况向他说明，取得他的理解。我即与黎又霖会见说明情况，他说，这工作很重要，鼓励我们努力去作，贵州另找人去。他又激情地说，现在革命形势很好，我们要抓紧时间工作，配合解放军，早点打垮蒋介石，只要为革命出点力，个人问题就不算什么了。他这种为革命大无谓的精神，使我感动而受到很大的鼓舞！以后因我策反和农工的工作忙，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了。”
从7月15日起，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黎又霖的监视，他的重要活动都在特务的监视之下，而黎又霖尚无察觉。军统局在不断取得黎又霖活动情报后，随即下达了逮捕令。黎又霖发现有特务跟踪，才清楚地知道自己处境甚危，但他毫无惧色，仍冒险四处活动。关于这段紧张斗争，邓后炎对此有一段回忆：
“大约在六月底或七月初，已到处传闻特务抓人很凶，听说何鲁、王国源等搞的文化界座谈会之类都被取缔。一天上午十一点多钟，黎又霖忽然气喘吁吁地跑进建川中学，我正坐在办公桌上，他一进门便说：‘好险呀！我跑了十几里路，才找到你这里来！’当时，军事教官赵兰亭正坐在一把长椅上，老黎刚进门未注意到，我怕他继续谈什么，赶紧插话阻挡他：‘快到我家里去洗脸吧，就要吃中饭了。’并叫我爱人立即引他到我家去了。他告诉我，在朝天门发现有特务在跟踪他，他很快躲开，混到一木船上渡江到江北嘴，见特务也另外上了一条船，他下船后便先向下游走，然后又绕一些小巷，折向上游，所以绕了十多里，才问到董家溪建川中学来。饭后，休息几十分钟，趁许多人在睡午觉，他由后山绕道返回城内。”
1949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在加紧镇压学生运动的同时，进一步把特务魔爪伸向军政界，白色恐怖笼罩山城。早在1948年就打入民革组织的“红旗特务”李君英也四处活动。7月他向中统专员徐政密报了发现杨永思、王白与筹组民革地下武装的重要情报。8月初，杨杰从昆明写了一封亲笔信，用隐语告知黎又霖，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重庆即将解放的光明前景。杨杰托民社党头目之一、保定军校生戢翼翘将信带给黎又霖。戢到重庆后便把信交给民社党宣传处副处长陈芝楚，要陈送给黎又霖。孰料陈芝楚也是军统的“内线”，陈把这封信先交给特务头子徐远举，徐将信立即拍照，然后派陈伪装进步，将杨杰的信交到黎又霖的手中。8月13日，打入民革的军统“内线”严守三，化名李森向军统报告了黎又霖去纯阳洞96号原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家等情报；8月15日，又报告黎又霖与海员工会理事长宋幼安等的谈话内容和13日写信给三斗坪乡公所高则古，希高给去解放区的同志“通行并帮助运货（武器）”等情报。8月18日，陈芝楚随戢翼翘到冠生园与黎又霖接触，黎愤慨抨击蒋介石统治的言论，又被陈及时报告给军统。同时，军统运用员蔡介夫和李君英也各向他们的主子密报了黎又霖、王白与参与民革地下川东游击纵队的活动情况。黎又霖已被特务“内线”包围……
查黎又霖为“民革”川（康）省负责人，周均时、吴孝媛（女）为“民革”在渝重要分子，正积极从事军运、社运，匪运活动，企图叛乱政府。由杨杰致黎又霖等函件证明，事证确凿，拟先将黎又霖、周均时、吴孝媛三人秘密传讯，以资扩大破坏，可否，恳乞核示。
谨呈
长官张副长官钱 职徐远举
附呈杨杰致黎又霖、吴孝媛亲笔函照片两件。
这是8月19日徐远举向西南长官张群呈送的《签呈》（上图），同时，他下达了逮捕令。这天下午，严守三带口信给黎又霖，伪称上海杨虎派人来川联络，有要事需与民革领导人面谈，约黎又霖傍晚去严守三家见面。黎又霖如约准时到临江门戴家巷17号严守三家。当黎又霖离开严守三家时，严守三还执意相送，出门行至戴家巷口，早埋伏守候在那里的一伙特务一拥而上，将黎又霖团团围住，乌黑的枪口对准了他。随后，特务又将黎又霖住宅的所有文稿诗稿等一切存渝著述均一并搜罗无遗。
8月20日，王白与、周均时落入特务魔掌。21日，周从化在成都被捕。随后，民革成员杨其昌、周绍轩、王国源、江载黎、尹子勤等也遭逮捕。9月19日，杨杰在香港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一连串民革组织被破坏事件，震动西南。
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
黎又霖被捕后，被关押重庆磁器口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白公馆。在关押期间，平均三四天审讯一次，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审讯黎又霖，最初用高官厚禄利诱，想通过他了解民革在西南的整个组织和军运、策反等情况，黎又霖断然拒绝了徐远举的要求。国民党特务又施以酷刑拷问，逼其招供。（上图为白公馆刑讯室）他三次遭受酷刑，特务用烧红的铁刷刷其前胸、后背，黎又霖几次死去复苏，终未向敌人吐露半句有关组织和同志的情况。黎又霖是重庆爱国民主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认识的革命人士很多，没有一个因他的被捕而受到牵连。每次施刑后，特务授以纸笔，命其招供，他三次写上：“没有说的，请枪毙”。特务对黎又霖独禁一室，加18斤重镣，未及一月即大病，几乎病死狱中。
黎又霖秉性刚直，嫉恶如仇。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勇于接受艰险的任务。在狱中对敌斗争中，英勇顽强、大义凛然、毫无畏惧，表现了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受到狱中难友们的尊敬。他在狱中的表现很乐观，为人很和气，喜欢帮助难友。
1949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神速挺进，重庆解放在望，黎又霖和难友们热切期望的革命胜利即将到来，面临崩溃的蒋介石政权孤注一掷，垂死挣扎。黎又霖心潮澎湃，拿出珍藏的竹签子笔，写下了《狱中诗四首》（右图为黎又霖原诗遗稿），藏在牢房的隐蔽处，写后设法传递给邻室同案难友王国源，王在白公馆大屠杀时越狱脱险携出，原文如下：
一
祸国殃民势莫当，三分天下二分亡。
狱中自古多豪俊，留待他年话仇肠。
二
斜风细雨又黄昏，危楼枯坐待天明。
溪声日夜咽墙壁，似为愁人诉不平。
三
卖国殃民恨独夫，一椎不中未全输。
锒铛频向窗间望，几时红军到古渝。
四
革命何须问死生，将身许国倍光荣。
今朝我辈成仁去，顷刻黄泉又结盟。
11月27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在逃离重庆前夕，对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白公馆等地的300多位革命志士进行疯狂的大屠杀。国民党特务将白公馆革命志士分成十批先后进行屠杀。黎又霖、周从化、王白与、周均时是第九批被屠杀的志士。黎又霖在殉难前，曾作自挽联一幅：
有二绝句述怀，可歌可泣；
曾三上书乞死，知命知仁。
据脱险志士杜文博的回忆：“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五、六时许，特务在白公馆传走黎又霖时，他气宇轩昂地向他的狱室同志们打招呼说：‘同志们，再见吧！中国共产党万岁！’‘蒋介石就要完蛋了！’隔一会就听到稍远处传来几声枪声。当晚九、十点钟，又听到再远处的渣滓洞有密集的枪声，然后火光冲天，整个渣滓洞都燃起来，那里数百名政治犯都被集体屠杀了。”
黎又霖等被带上手铐押出牢房，特务预先在歌乐山下白公馆附近挖掘了三个大坑。特务枪毙黎又霖等烈士后，又用猛汞毁其面目。解放后，在清洗烈士遗骸时仍难以辨认，幸从一同殉难的黎洁霜女士为其缝补接长的裤脚上，方辨认出黎又霖的模糊面貌，其景惨绝人寰。
黎又霖毕生致力于革命事业30余年，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即将迎来新中国曙光的前夕英勇就义，他的英名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