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已是初冬的日子了。这是上海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最后一个冬天，虽然阵阵寒意告知人们严寒将至，但此时从淮海战役战场上不断传来的消息在上海人民中间涌动着一股春潮。

　　11月21日，薄雾笼罩着的凌晨四时，在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一幢楼房的三楼上，突然从一个小窗口破窗探出一个英俊刚毅的青年男子的身子。他环顾四周，夜幕下还是漆黑一片，又眺望远处，夜上海的余辉还时隐时现，他似乎有许多思愁，有许多眷恋，但随即登上窗台，义无反顾地纵身一跃，一头栽向坚硬的水泥地，当即气绝身亡。

　　他不是债台高筑的赌徒，也不是失意的绝望者，他是一个铁汉子，是农工党上海市党部青年运动委员会主任赵寿先。他在震惊上海的利群书报案中被捕后，为了保护组织，保护同志，不惜献出了自己的年轻生命。　　

强忍亡国恨

　　赵寿先又名赵毅、刘志宏，江苏扬州人，生于1923年3月23日，父亲是烟酒税务局职员。

　　赵寿先六岁上学读书，1935年小学毕业后，考取了历史悠久的扬州中学。这所中学不仅在教学水平方面驰名大江南北，而且富有革命传统，早在1925年，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就在扬州八中（扬州中学前身）开展革命工作，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赵寿先就读于该校时，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正走向高潮，在震撼全国的“一二.九”运动影响下，1936年扬州中学高年级学生自发组织去南京请愿，要求当局派军队出师抗日，后因校方阻挠而未成行。西安事变后，扬州中学师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织战士服务团，从事宣传展览、购买公债等工作。中华民族的危亡，全国人民的救亡怒潮，在赵寿先的心灵深处播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年底日寇占领了扬州，扬州中学被迫解散，失学的赵寿先随父母兄长逃亡到乡下避难。不久，弟弟生病因无钱医治而死亡，父亲也积忧成疾去世，更是雪上加霜，全家艰难地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国土沦亡，家庭罹难，点燃起赵寿先满腔怒火，他不甘心在太阳旗下当亡国奴，决心投奔在重庆的二哥，他想那里是抗战的后方，可以求得读书学习的机会，以报效国家。

　　为了筹措川资，赵寿先到了上海，不得已投考了伪水路测量局当练习生。他化名赵达三，假称自己无家也无亲人，准备一旦筹足路费，即不辞而别，逃离沦陷区。

　　进了水路局，他强抑胸中对日本侵略者的怒火，过着苟且偷生的日子，每天按时例行公事。没过几月，水路局有一中国厨师生重病而无人照管，赵寿先出于对同胞的同情就常去照料，但医务处朱姓医官不认真治病，使其病情日渐恶化，以至昏迷，朱医官仍然漠不关心。赵寿先在愤怒之下，怒骂朱医官是奴才，并把他强行拖下楼去为厨师看病。事后日寇军官得知，凶狠地持枪对着赵寿先进行审问，要他交代出指使闹事的人，赵寿先理直气壮地作了答辩，但仍受到处分。不久，赵寿先逃回扬州，决心动身去重庆，他囊中差涩，又要避开沿路日寇的盘查，跋涉千里历经艰难于1942年冬到达重庆。

苦寻报国路

　　在国民党政府的大后方陪都重庆，赵寿先满怀读书报国的想法，刻苦学习，他没有上过高中，靠着自学苦读，考进大学预备班，半年后，又考上内迁入川的中央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他一心埋头读书，时间抓得很紧，哪怕课间十分钟，也要利用来做作业，他因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并乐于助人而受到同学们的钦佩。他的生活十分清苦，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他只能在课余做些翻译工作挣点钱，经常工作到深夜。

赵寿先是抱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来到重庆的，但是在这里他看到的是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国难当头之时，达官贵人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他为国家的命运十分忧伤，在入大学的头一二年内，他一改过去倔强好胜的性格，而变得沉默寡言。

1944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在短短的七八个月时间中，占领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的大部分地区，是年冬，又进逼贵州，占领独山，威胁重庆。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大片国土沦于敌手，万千同胞陷于日寇的奴役之下，青年学生群情激愤。国民党政府迫于青年的爱国热情，于10月在重庆召开了“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征召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规定服役年限为二年，中学和大学的学生保留学籍，服役期满后可以继续回校读书。

　　赵寿先怀着强烈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毅然投笔从戎，坚决要求参军。当时他有一种天真的想法：“我们从军是对国家尽责任的态度，军队不好，我们可以进去改造它，政府腐败无能，不能作为我们推卸责任的借口，国家处于危亡关头，我们只有从军，打完仗再回校读书。”他的这种想法在同学中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在中央大学就有一千多人报名从军。赵寿先以为，远征军的腐败现象较少，便报名参加了远征军。但他从军后，抗日救国的愿望并未实现，却亲眼目睹国民党军队胡作非为的恶劣作风，从砸电影院到奸污女学生无恶不作。而且自己参加的是远征军，却被派在声名狼藉的青年军中受训，他深感这次从军运动是一场骗局，自己那种想帮助国民党改造军队的想法太天真可笑了。他和一些青年学生十分气愤，向当局强烈抗议，要求回学校读书，一个月后，他回校了。　　

争民主崭露头角

　　短短的一个多月的“从军”生涯使一些青年学生开始认识了国民党政府欺骗人民的面目，但对赵寿先来说，则成为思想上的一个转折点，他从国民党消极抗战的现状，思索着民族前途和社会进步、国家民主等问题，开始如饥似渴地探求革命真理。

　　回校后，赵寿先积极参加办墙报、壁报、民主墙等活动，以揭露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无能，并寻求接近学校里的进步组织。由于他平时为人正直、热情，做事干练，待人和蔼可亲，善于团结同学，而且学习成绩又很好，所以在同学中有一定威信，在全校学生系科代表选举中，被推为班代表、系代表。他在同学中带头阅读新华日报，研读报上所登载的《论联合政府》等文章，找进步同学议论时政。1945年春，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中央大学成立了进步青年的地下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新青社成员将《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书籍介绍给他阅读，为他打开了一扇思想上的亮窗，使他的思想觉悟和追求革命的热情得到进一步提高。

　　1945年9月2日抗战胜利，青年学生和全国人民一样在饱受了八年战乱之苦后，迫切希望有一个休养生息的安定局面，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独裁，使内战危机四伏。美国政府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中共地下组织动员青年学生给马歇尔写信，表达人民群众要求政治民主，反对内战，期望和谈成功的愿望。赵寿先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执笔写了一封英文信，并邀集工学院十位同学签名，交给了《新华日报》报童，送请中共代表团转交马歇尔。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大批军警血腥屠杀反对内战的昆明学生，制造了“一二、一”惨案，重庆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支持昆明学生的正义斗争，赵寿先发动工学院同学写慰问信，带头签名，还发动同学捐款。在争取民主的运动中，他找到了志同道合者，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央大学的组织。当时中央大学还没有建立中共党的组织，学生运动是由中共南方局通过新青社进行领导的，为了在学生运动中能协调一致的行动，新青社和民盟商定各出一个代表作为联络员保持联系，互通情况，赵寿先接受组织安排担任民盟方面的代表，他总是及时、主动地与新青社代表联系，十分尊重新青社的意见，密切配合新青社的行动。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重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学生在新青社的领导下，于1月25日联系沙磁区各校近万名学生步行数十里，进城举行“一、二五”大游行，口号是“和平、团结、民主”、“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赵寿先是中央大学工学院千名学生游行大队的纠察队长，负责游行队伍的保卫工作，他还协助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副常务理事梅振乾代表“重庆沙磁区各校学生爱国游行委员会”召开记者招待会，担任记录工作，必要时还兼作翻译（因梅振乾是华侨，讲广东话），会后在学生编印的“快报”上公布了记者招待会的记录稿，在社会上广泛地宣传了这次爱国游行的意义。

　　“一、二五”万人大游行前后，重庆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和进步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活跃起来了，中央大学学生尤其如此，他们第一次普选产生了进步的学生自治会。在此之前，学生自治会一直是被国民党和三青团把持着，1946年3月通过竞选，经过与国民党、三青团进行反复的较量，进步学生取得了胜利，实际上把学生自治会置于中共的领导之下，并且以后的连续三届学生自治会理事会，都由进步同学组成，从而掌握了学生运动的合法领导权，为进一步开展学生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赵寿先在竞选斗争中作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工作，并表现出出色的领导才能，他也在斗争中充分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积极地参加学生自治会的各项工作，积极带头参加每次学生运动和斗争，而且是重要的组织者之一。

　　在“一二、一”、“一、二五”运动后，国民党政府为转移视线，利用张辛夫事件，煸动全国学生掀起反苏反共的“二、二二”游行，中央大学许多同学出于民族感情，不明真相，也参加了这次游行，游行时特务学生制造了冲砸新华日报的事件。鉴于“二、二二”逆流的教训，进步同学认识到必须进一步严密地组织起来斗争，才能提高战斗力，击退三青团特务的进攻，1946年3月中央大学的中共地下组织根据学生运动的形势，向赵寿先提出，由他出面成立一个组织来推动进步学生运动，赵寿先和同班同学饶展湘（新青社成员，暂失关系的中共党员）、方克禧组织了工学院各系的15名同学一起发起成立“工社”这一秘密的进步组织，赵寿先是工社第一任负责人。他在工社的活动中崭露了组织才能，以后工社不断发展，对推动学生运动以及在与三青团进行的斗争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的和平民主运动，像一股巨大的潮流，冲击着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赵寿先也正是被这股潮流推上了浪尖，成了一名坚强的民主战士，在中央大学离开重庆时，他已是中央大学民盟组织的骨干和负责人之一了。

学运先锋战士

　　1946年夏天，中央大学复员迁回南京，走进校园，赵寿先望着绿树掩映下的教学楼、礼堂和图书馆，虽然经过日寇铁蹄践踏，已满目苍夷，但仍不失往日的神圣和光彩，想到如今终于可如愿地在自小向往的高等学府中倾听导师的授课，可倘徉在知识的海洋中了，他感到非常幸运，他学的是航空工程专业，他下决心要努力地学习，为民族的航空事业发展显身手。但是这时国民党当局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爱国诗人、民盟中央委员闻一多。消息传来，给赵寿先很大的震憾，他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已露出狰狞面目，深知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是一项非常艰巨和危险的工作，但他又有很强的信念：只有坚持斗争，才能争取到民主。他一如既往地活跃在学生运动的前沿，他利用暑假一面学习英文《联共党史》，一面组织先期到校的工社社员学习《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发展工社组织。同年底，发生了沈崇事件，在国统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在中央大学抗暴运动中，以赵寿先为首的工社积极带头，受到学生的拥戴，在其后的学校自治会竞选中，一些社员担任了领导工作。在这次斗争中，赵寿先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并被选为航空系的学生代表，还担任全校学生系科代表大会的常设委员。

　　由于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军费开支猛增，引发恶性通货膨胀，1947年春，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到5月份时上海高校学生一天的伙食费只能买到二根半油条，学生处于饥饿状态。从4月下旬开始，中央大学中共党组织酝酿发动请愿斗争，并通过系科代表大会和学生自治会理事会去公开动员、组织。当时担心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系科代表是国民党和三青团的人，他们竭力阻扰、破坏这次斗争，赵寿先时任系科代表大会的常设委员，他按照组织交代的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团结其他常设委员争取了大多数系科代表的支持，经过反复斗争，挫败了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破坏活动，保证了斗争顺利进行。5月13号，中央大学学生系科代表向教育部请愿，要求提高伙食费，但未获结果。5月15日，中央大学作为主要发起学校，联合全市各大专院校学生手持“朱门酒肉臭，学生饿得瘦”的标语到行政院请愿，要求将伙食费从四万八千元增加至十万元。国民党政府拒绝学生要求，同学们群起质问：“教育经费用到哪里去了？”并发出“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把反饥饿的经济斗争引向反内战的政治斗争。

　　5月17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组织和领导下，南京各大学决定在20日国民参政会开幕时举行反饥饿游行示威，并呼吁上海、杭州、苏州、北京、天津各地的大学一致行动。蒋介石慌了手脚，亲自发表谈话，并于18日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游行，违者采取“必要措施”和“紧急处置”。同时还指示校方向学生施加压力，强制学生复课。19日，南京及沪、杭、苏各校代表在南京开会议决，不顾反动当局的威胁，坚持游行。

　　这将是一场严酷的斗争，发生流血是预料中的事。为了组织好游行队伍，游行主席团决定各校都成立游行纠察队，中央大学将纠察队队长的重任交给了有勇有谋的赵寿先。热血沸腾的赵寿先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个重要工作，他作了最坏的打算，进行了精心安排。

　　5月20日上午，京（南京）沪苏杭十六个专科以上学校的五千多名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挽救教育危机”的联合大游行，准备到正在召开国民参政会的国民大会堂去请愿。游行队伍在通过珠江路口时，反动军警用水龙、大棒进行袭击。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中央大学学生在纠察队的带领下，冲上前去抢夺水龙头，警察们一时惊呆了。但一二分钟后，警察的皮鞭、木棍一起挥动，当场就有一百零四人受伤，其中十九人重伤，血流遍地；二十八名学生被捕。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二○”惨案。但游行的学生并没有被吓倒，他们重新整理队伍，与国民党的骑兵和全副武装的防护团、青年军、宪兵、警察组成的五道防线对峙着。卫戍司令部要学生解散，但学生队伍威武不屈。游行主席团一面交涉，一面在现场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反动当局暴行。下午2时，恰遇狂风暴雨，同学们毫不退缩，一面淋着雨，一面高唱“团结就是力量”，路旁的市民群众被感动了，纷纷送来茶水、雨具等慰问学生。3时，学生游行主席团向卫戍司令部提出释放被捕学生、严惩凶手、撤除武装宪警等要求，被政府代表、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接受，五道防线被撤除，让路给学生游行返校。

　　作为纠察队长的赵寿先在与军警搏斗中，衣服被撕破，身上留下了斑斑伤痕和血迹。当晚，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搜捕，他劝说一些同学暂时离校转移，他也到镇江二哥家暂往。但是，他的心仍然牵挂着学校里的斗争，于是住了二三天就又返校了。

　　经过这一斗争，赵寿先没有害怕，没有退缩，而是更坚强了。6月5日，他在给姐姐的信中表白了对个人前途的想法：“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不断地奋斗，只会把人锻炼得更坚强，现在没有什么可怕，文凭是另一回事，可有可无。”为了民主和自由，他作好了抛弃一切的准备。他又写道：“既想做一个人，就必须做成那种类型的人，任何困难在所不辞，我的想法就是如此。”

　　赵寿先是“五、二○”运动中的先锋战士，而运动本身又把他锻炼得更为坚强。

　　“五、二○”运动得到了全国许多大城市学生的热烈响应，它促进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1947年6月，南京、河南、华北、江苏、浙江、武汉和上海的学生代表汇集上海，筹备建立全国学联。6月15日，全国学联宣告成立，赵寿先作为南京学联的代表出席了成立会，由于他是有威信的学生运动领袖，在会上被选为全国学联理事。南京学联考虑到他即将毕业到上海工作，因此委派他驻全国学联，负责联络工作。

　　7月中旬，美国政府鉴于国民党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形势恶化，派魏特迈为特使，率领使团来中国进行调查。这时赵寿先参加全国学联收集国民党镇压5月学运材料的工作，并参与了联络和切磋，然后由全国学联发表《为魏特迈特使来华发表声明》、《中国学生联合会为受政府无理非法压迫致魏特迈将军书》等文件，向全世界揭露了国民党镇压民主的真相和美国援华政策的实质，对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起了积极的作用。　　

领导青年运动

　　1947年，赵寿先毕业后，来到上海，在上海国立高级机械学校任教，面临着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他无暇考虑自己事业，仍然以主要精力从事学联和青年工作。此时的上海是各民主党派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中心，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及其领导人不断地以发表声明、讲话等形式，揭露国民党当局破坏政协决议，挑起内战，实行独裁统治的行径，并且发展了大批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和工商界人士，在工人和学生中开展有声有色的反独裁、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活动。赵寿先是民盟盟员，他非常了解农工党的工作和革命历史，崇拜农工党的创始人邓演达和他的革命精神，他认为在农工党内自己可以更好的发挥作用，而且农工党是1941年组成民盟的三党三派之一，农工党的许多领导人也担任着民盟的领导工作，于是他在1947年9月参加了农工党。同年10月，中共南方局青年组根据原中央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负责人黄可和刘晴波的介绍，吸收赵寿先为中共党员。赵寿先入党后，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他在给二哥的信中说：“……今后当共勉励，完成抱负，他日能造福于人民，事无大小，皆英勇之举耳。”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织上决定派他去已转入地下斗争的农工民主党工作。1948年初，农工党上海市党部根据斗争需要，成立了工人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赵寿先担任青年运动委员会主任，专门从事青运工作。青年运动委员会在大、中专学校的进步师生和职业青年中开展工作，教育青年认识形势、提高觉悟并发展组织。为了广泛地团结进步青年，在中共的领导下，成立了农工党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即新青联，但与1949年以后所建立的新青联无关系），赵寿先任新青联的主任委员。新青联的主要成员是各大中学的在校学生和部分职业青年，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大夏大学、上海音专、美术专科学校、上海法学院、中国机械学校、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商学院等学校都建立了组织，开展活动。在利群书报案发生之前，新青联的组织发展很快，成员很多，在进步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

　　青年运动委员会和新青联在赵寿先等同志的领导下，积极配合地下学联开展活动，参加各次学生运动。在青年群众中以校友会等形式，组织读书会、诗歌社等学术组织，成员积极参加各种进步团体，以墙报、漫画、歌咏等形式进行革命宣传，还通过举办进步人士讲课、召开座谈会、举行聚会和活动来配合各地青年学生的民主运动。赵寿先作为国际学联的代表，在农工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虞键等人的联络安排下，曾多次组织地下学联在苏联驻沪领事馆和苏侨俱乐部举行青年集会和营火晚会。1948年初，为了适应形势，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赵寿先等人秘密出版了《新青联丛刊》在青年团体中散发，先后共出了十几期。《丛刊》经常刊登毛泽东的文章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如1948年5月27日出版的《新青联丛刊》之八，全文登载了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还刊登了来自旧金山及香港电讯，包括中共“五一”劳动节号召，以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一致通电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两个电文。为了及时宣传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赵寿先买了一架可以收听短波的收音机，经常将收听到的解放区的消息，编为时事述评刊登在《丛刊》上。他还遵循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帮助民主党派加强团结、坚持对反动派进行斗争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他同时还担任上海民盟地下组织的第二区分部委员，负责联系各高等学校的盟员小组，1948年5月，民盟上海市支部主办的盟内刊物《沪盟通讯》复刊，秘密发行，赵寿先极其认真负责地担任编辑工作，直到被捕。他在极其复杂和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勇敢机智、积极主动地工作着，同志们都被他那充沛的革命精力，旺盛的工作热情所鼓舞。

　　随着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民主运动遭到国民党的疯狂镇压，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在上海难以立足，农工党和新青联便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关系把他们分批送到解放区。虞键和赵寿先等先后介绍了农工党员及教授、记者、文艺工作者等50余人去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还动员了青年学生、技术工人170余人到人民解放军浙东金萧支队，这些同志在革命队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保护组织献身

　　濒临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从全国学联成立之日起，就宣布要“予以取缔”，随着学联的组织壮大，影响日益扩大，敌人更加紧施行迫害，作为学联的领导人，赵寿先感到危机四伏。1948年4、5月间，不断传来了要逮捕他的风声，他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暂时住到郊区，但他没有丝毫怯懦，仍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市区，顽强地有条不紊地工作着。

　　9月初，为了去香港参加全国学联代表会议和农工党的干部会议，他每晚都要准备材料，密写文件，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从香港回来，他干劲更大了，他跟同志们说，形势发展真快，我们得加倍努力。由于工作需要，他又搬回到市区去，在与战友分手时，他说：“现在特务急于抓住我，我万一被捕，没有什么可说，就是一死。”他早把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了。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摧残学生运动，除了在各大学密布特务进行破坏之外，还竭力查禁进步书刊。1948年9月，上海利群书报社从香港订购的一批进步书刊在海关被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查获，并由此顺藤摸瓜株连到上海地下学联的秘密发行点黄河书店，从而暴露了农工党和新青联的组织和成员，军统特务大肆逮捕有牵连的人，先后有一百多位共产党、农工党和新青联的干部、成员及其家属、进步人士被逮捕。10月31日清晨，特务们终于得到了赵寿先的住址，马上出动警车赶去，正碰上他出家门，虽然化了装，改了姓名，但还是被捕了。敌人破获了学联的刊物和发行点，又抓到了追捕已久的农工党和学联骨干赵寿先，满以为可以一举破坏农工党和上海、全国学联组织，摧毁学生运动。可是，赵寿先在被捕后，首先想到的是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知道利群书报案已给农工党和学联造成了巨大损失，如今自己被捕，是决不会被敌人轻易放过的，因为他掌握的组织秘密太多了，他决心宁死也要坚守机密，决不能让敌人的捕人范围再继续扩大。

　　特务把抓到的人，先囚禁在威海卫路成都路口一幢有围墙的三层红色洋楼里，大门口挂着“稽查处机动车大队部”的牌子，其实这是一所阴森森的人间地狱，是军统特务上海机关所在地。每当囚车呼叫着驶进院子，那就意味着又有一批革命者落入了魔掌。深夜，受到各种酷刑摧残折磨的革命者的惨叫声令人毛骨悚然，军统特务直言不讳：“这里不是军法处，也不是特刑庭，而是你们憎恶、痛恨的特务机关！军法处有法，特刑庭也有法，这里没有法。这里有七十二种刑罚，不信你不招！”他们视人命如草芥，无法无天。当他们发现法西斯刑具也不是万能的法宝时，就跺着脚，唾沫四溅地嚎叫：“我可以叫你直的进来，横的出去！难道你真的不见棺材不落泪！”尽管毛森、夏濂这帮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操纵着生杀予夺之权，可是他们永远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酷刑之下，大批的革命志士宁死不屈。

　　军统特务好不容易抓到了化名为刘志宏的赵寿先，一时是得意忘形，他们迫不及待地要从赵寿先身上打开一个缺口，通过这个缺口，把魔爪伸向各处，去斩尽杀绝上海的青年运动；他们还梦想通过这个缺口，爬上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阶梯！这帮恶魔万万没有想到，在到达军统机关后，还没有来得及审讯，赵寿先就趁值班的特务和勤务兵稍不注意时，悄悄地卸下化装戴的眼镜，把镜片掰成两半，吞了下去。喉舌被割破，顿时鲜血直流。敌人慌了手脚，他们决不甘心还没弄到一点东西就任他死去。赵寿先被送进监狱医院，经过抢救，稍省人事后，他首先想到的还是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找到了一个关系，把他被捕的消息及时转告了组织，以免组织遭到更大的破坏。为了安定同志们的情绪，他通过关系带话出来说：“大家好好地干，请放心，敌人不可能从我口中知道任何一个同志的情况。”

　　十几天以后，特务不等他痊愈，就把他押回到特务机关。敌人为了及早获得口供，用尽各种酷刑逼供。赵寿先保持了崇高的革命气节，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始终没有屈服。他除了承认是农工党上海市党部青委会负责人之外，什么也没有说。他在传给好友的一张纸条上写着：“我被捕，受酷刑，一度自杀未果，恐续受刑，生死未卜，无畏，望勇敢生活，我没有了泪，只有满腔怒火。”

　　在牺牲的前夕，赵寿先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爬到与他同属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的难友小周身边，说：“革命的道路不是平坦的，总会遇到坎坷，你转告同志们吧，不要灰心，不要急躁，要经得起考验，要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前进。”小周含着眼泪问：“可是您自己呢？”“特务给了我两条路，一条是毁灭，一条是投降，做他们的走狗。我选择前一条路，你要设法转告难友，把一切‘罪责’统统推到我一人身上，要争取让更多的人活下来，继续工作。”说到这里，他深深地吁了一口气，说：“看来我不能和你们在一起了，但是敌人想从我身上捞到点什么，那是做梦。”他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眉头似乎蹙了一下，问小周：“能搞到笔和纸吗？”

　　小周听后，起身从别的难友那里拿来一小截铅笔和一片纸。赵寿先想给未婚妻叶素写封信，可是刚写了几个字，又随手把纸条撕得粉碎，他慢慢仰起脸，对小周说：“谢谢你，不写了，你以后如果有机会，请告诉她吧，不要挂念我，要坚强地生活下去……”这是赵寿先唯一牵挂的事，由于自己的离去而给心上人造成了痛苦，使他感到深感不安。

　　次日凌晨，赵寿先趁着看守的特务不备的一瞬间，从三楼窗口纵身跳出，壮烈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

　　特务们费尽心机，没有从赵寿先的嘴里掏出一句他们需要的话，留给他们的只是一张空白的供词，还有共产党员和农工党员不可征服的形象。

　　在上海，和他有关系的地下组织没有再被扩大破坏，

　　在南京，跟他有往来的地下学联、中央大学的新青社、中共组织，始终没有因他被捕而受波及……

　　他是一个热爱生命，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他是唤起过许多青年觉醒的呐喊者，他也曾憧憬过在革命胜利后建立美好家庭，但是为了更多人的生命，为了更多青年人的美好未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以身殉义，在黎明到来之前，把火一样的青春年华燃烧在争取人民解放的道路上。（李庆海根据有关资料整理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