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伯荣，江苏省涟水县人，1922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平民家庭。幼小时由其父亲启蒙授教；8岁时进本乡的马圩小学就读。焦伯荣天资聪颖，他刻苦学习，成绩优良，深得老师的喜爱。但是焦伯荣素性仗义，爱抱不平，在学校里看到老师责打学生，他常挺身而出，跟老师评理。他说：“同学背书背不出，心中已是发慌，你老师再打他，他就更加发慌，更加背不出。做老师的不该打学生。”有时候双方就争了起来，老师自知理亏，就向他父亲告状说：“你家的孩子我是无法教了。”为此，焦伯荣常受到父亲的责骂。

　　1937年夏，淮安中学招生。焦伯荣未得到父亲同意不敢报考，但同学们说你去考一考，试一试，于是他自己去偷偷地报了名，不想竟在发榜时列上第一名。父亲得知后同意他上淮安中学。一个学期以后，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寇由北向南侵占到苏北。淮安地方的一部分中学作出联合决定，一起迁往四川重庆，焦伯荣征得父亲的同意，随校西迁，开始其独立生活，当时一方面因战乱关系，邮路无法保持畅通，另一方面由于家中经济拮据，所以生活费不能如期寄到。焦伯荣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依靠校方的资助、同学的接济以及有时写稿子所得一点稿酬，从中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

　　焦伯荣中学毕业后，在重庆考上中央大学历史系。抗战胜利后，他继续跟随中央大学迁回到南京读书。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他勇敢地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有时竟巧妙地利用救护车，上街向路人飞洒传单，因而在学生中很有威望，有一次国民党反动派闯进大学，捕去了好多学生，激起群情激昂，焦伯荣联合另外7位同学，组成学生代表团，带领一大批学生向反动当局交涉，终于获得胜利。

　　大学毕业后，焦伯荣在南京白光女子中学教书。1948年初，经朋友的介绍，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一女子中学任教。此时他和中央大学时的同学郑显芝取得了联系，郑显芝在上海高等机械学校任教师，是农工民主党党员，由他介绍，焦伯荣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并同郑显芝一起住在上海高等机械学校的宿舍里。不久，经组织同意，他担任了农工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委员会主任，配合代理主委虞键编印地下刊物《沪讯》，并通过他的秘密联系，组织一批单线联系人，十分机密地散发《沪讯》。与此同时，焦伯荣还同农工党市党部青年运动委员会主任赵寿先、委员郑显芝一道开展对进步青年的革命宣传工作，在市党部的领导下，组织了“新青联”――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焦伯荣在其中担任宣传部长之职，不定期地利用苏侨俱乐部以及青年会等合法场所，向青年们进行爱国主义、革命理想和修身养性等教育，青年队伍日渐扩大。他还在“新青联”组织中负责《新青联丛刊》的编印工作。

　　1948年9月24日，上海发生“利群书报案”，受此连累，国民党特务抓捕了一个又一个关系人，其中有一姓韩的“新青联”成员，与立信会计夜校同学一起被捕，在他家抄出了《沪讯》和《新青联丛刊》等革命刊物，特务逼韩供出联系人，因他也是焦伯荣的单线联系者，姓韩的讲不出焦伯荣的住址。于是敌人就欺骗韩的母亲说，只要你把给你儿子送东西的人捉住，我们可以放你儿子出来。韩的母亲信以为真，一直在家候着，果然，焦伯荣听到出事以后，出于爱护革命同志的责任性，立即通知有关人员尽速转移避祸，不料来到韩家时，韩母由于爱子心切，紧紧扭住焦伯荣不放，并口喊大叫，致使焦伯荣被捕。

　　在狱中焦伯荣屡遭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但他坚持说自己是一名普通教师，不参与政治活动，敌人因找不到确切证据而无法入手。1949年5月2日，焦伯荣、郑显芝等9人，被转移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敌人分别交给他们每人一份国民党军事法庭1月8日的判决书：判决焦伯荣因“危害国家”罪名，判处徒刑三年。原想此事可以从此了结，未料到没过几天，上海已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大肆杀害革命志士。5月9日晚，反动派将焦伯荣等农工党员、中共党员以及其他革命志士共12位，一起押往浦东戚家庙，不作任何判决程序，秘密地进行集体杀害，焦伯荣时年仅27岁。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焦伯荣为革命烈士，现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受到农工党和广大人民的缅怀和敬仰。(郑善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