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伦生于1912年，安徽省萧县人。十七岁肄业于徐州中学。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因遭迫害而远遁，中断了中共组织关系。旋即就读于上海劳动大学。学校停办之后，到杭州转入浙江警官学校就读。毕业后，适值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在八年抗战期间，刘启伦曾分别在几个省、市、县担任过军警教官和福建省仙游县县长。抗战胜利后，因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毅然抛弃国民党江苏省第二区行政专署视察员的职务。在南京由农工党中央执行委员张云川介绍，于1948年9月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并任农工党南京市党部委员，在农工组织内负责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策反以及南京地区的情报工作，往返南京与上海之间搜集情报。

　　刘启伦利用其过去在国民党军政部门工作的人事关系，积极参与情报的收集工作。他曾多次深入虎穴，刺探军事情报，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他在伪南京警察厅搞到了伪南京城防工事地图、南京警察厅的兵力布置和装备情况；他又通过情报工作收集到南京新闻出版界中的那些军统或中统分子的详细名单，还收集到蒋经国在南京要搞“勘乱建国培训班”的意图和动态，这些情报都由农工党南京市党部派人秘密送到上海，交给农工党华东局联络处，然后通过秘密渠道转送到中共方面。

　　刘启伦还利用其在国民党内的同事关系，在蒋帮中下级军警中从事策反工作，以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他为促成常州、无锡等地的解放，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他在农工党南京市党部同意下，着重做伪南京警察厅一个督察长的策反工作，此人掌握着南京市几千名警察及其武装。通过几次密谈，刘启伦根据他的政治态度，请示了中共的地下党组织，经同意后，向这个督察长承诺，要他在解放军解放南京进城时，把警察厅的全数武装保留下来，交给解放军，中共方面保证他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他也表示愿意配合和投诚。可惜的是以后情况发展出现意外，刘启伦在上海被捕后，市党部其他人对这个督察长不熟，未能继续保持联系，致在南京解放前夕，他带着一部分队伍逃跑了。

　　1949年3、4月间，刘启伦通过关系，认识了宜兴、溧阳以及杭嘉湖沿岸的地方武装头头，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得到了他们有“改正”意向后，南京市党部领导成员认为此事重大，必须与中共方面沟通并征得同意，而秘密联系渠道在上海，于是决定刘启伦到上海，和上海市党部商议具体策反事宜，再设法同中共方面联系。刘于4月2日到达上海，在上海市党部的协助下，住进了山阴路恒盛里47号客堂间。第一次约见中共同志未成，他们决定在4月5日一起进行商量。是日上午，上海市党部领导人曾伟、虞键、申葆文和南京市党部委员倪伟思先后来到恒盛里刘启伦住处，商议如何具体着手对这些地方武装进行策反事宜。在谈话间，发现有人向客堂间窥视，他就提醒大家注意，到了中午约12点，忽然有人打门，刘启伦出去开门却不见有人，立即返回对大家说，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散了吧。于是来开会的四人相继而出，他则继续留在客堂间，不料过了没多久时间，就有特务冲进门来进行搜捕，刘启伦当场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正在路上的曾伟、虞键两人。

　　上海市党部得知刘启伦等三人被捕后关押在威海卫路第二稽查大队的消息，立即启动各种关系进行营救，终未成功。刘启伦等同志在敌人狱中受尽种种酷刑，始终没有吐露农工党的点滴情况。此时上海解放在即，敌人在惊恐万状之下，施出了斩净杀绝的罪恶勾当，于5月21日夜间，将刘启伦等三人以及其他革命志士一起残忍地杀害于闸北宋公园(今闸北公园北边)，时年37岁。

　　上海解放后，农工党市党部寻获了烈士遗体，安葬在江湾第一革命公墓。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证书，追认刘启伦同志为烈士。20世纪60年代后期，烈士遗体移葬至漕溪路上海革命公墓，1995年根据市府规划，在龙华建立现代化的上海烈士陵园，又将烈士遗骨迁葬于此。每年清明节农工党上海市委会领导人都陪同烈士家属祭奠烈士英灵。

　　如今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日益繁荣富强，正在向小康社会迈进，烈士生前所追求的革命理想，正在一步一步地成为现实，若烈士地下有知，定当含笑于九泉。(郑善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