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六十四年，如弹指一瞬间过去了。回忆往事，不禁使人感慨多端。作为农工党的一名党员，我想把我是怎样参加农工党的情况记述出来，可以作为农工党党史一个侧面的参考资料，也许是有益的。

我是1946年9月进入四川大学法律系学习的。1948年4月，王陵基上台充当四川省主席。这个臭名昭著的镇压民主运动和屠杀青年学生的刽子手，激起了四川大学学生公愤。在他到成都就任的第三天，四川大学就举行了示威请愿游行，要求配给平价米，反饥饿、反迫害。我参加了当天的游行，游行队伍声势浩大，群情激愤，行至督院街省政府大门前即被警察镇压而酿成流血事件，即“四九血案”。我是在走马街被打散的。事后，我不仅在行动上积极参加后援营救活动，更是在思想上增强了对蒋政权腐败、反动、黑暗统治的仇恨，要求民主，要求解放的愿望日益增强。我与四川大学的进步学生团体，有了更多来往和接触，积极参加教育系喻仁桂同学组织的读书会，主要学习《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受到了新的思想教育。

1949年6月2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四川大学校内大肆逮捕进步青年学生。我当时到处躲避，与同学换宿舍、换铺睡觉等，处在惊恐中过日子，对反动派黑暗统治的不满与日俱增。就在这年的署期中，我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周上明（他当时是四川大学外文系的学生、农工党党员）在学校找到了我，给我推荐并介绍我参加农工党地下组织。

记得有一天，周上明通知我和他一起去少城公园（现在的人民公园）假山后的文化茶社见当时农工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王兴智。见面的时候，还有一位约30来岁的人，我不认识，至今亦回忆不起。一坐下，王兴智不经介绍，开口便说：“蒋匪帮的黑暗统治不长了！你们青年学生有热忱、有前途！农工党的宗旨是反蒋到底，要争取民主自由，争取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你们在学校里要利用自己的条件，进行合法斗争，但要注意反动派狗急跳墙……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就找他（指周上明）联系。”说完后，王即离去。当时，他的神志、表情，使我感到奇特、神秘。之后，我在学校里开始特别注意形势的变化、注意自己的言行。

1949年秋，学校一开学，形势亦变得紧张，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蒋管区的民族解放浪潮日益高涨，学生的思想随之变得浮躁。就在这年冬天，我怀着对蒋帮黑暗统治的不满和迎接大西南解放的心情，参加了由四川大学教育系喻仁桂同学（喻是我的好友，解放后由民协会员转为共青团员）组织领导的“打狗队”，任务是在校区夜间巡查，暗中捕捉那些撕毁进步宣传标语的人，同时，监视和防止敌人破坏学校的设施，直到迎接成都解放。

1950年1月，成都刚解放，王兴智通知周上明、何大钧和我三人，一起到他家里（记得是在宽巷子）填写党员调查表，当天补行了宣誓仪式（调查表和誓词均在我的档案中可查）。

同年9月，我在四川大学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走上了工作岗位。

1951年，农工党进行整党。当时，我在安县人民法院工作，记得填写过两次整党调查表。大约在1951年底，由整党小组的名义，给了我一份通知，大意是经过整党领导小组讨论通过，我被审查合格，准予登记，作个别联系。事后得知，整党领导小组有：周竸波、付濬（周、付二个是重庆农工党组织的负责人，派到成都工作的）、周上明、丁贻庄、石柱成、吴兴超、胡信焜等。

我作为农工党的党员，没有辜负组织的教导，与时俱进，与同志们一起加强学习，在农工党的组织专业工作上，不懈努力，做出了相应的成绩。（作者：钟光鋆，原农工党成都市委会组织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