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军 民

80年前的今天（11月20日），第三党（农工党早期的别称）会同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联共反蒋抗日”事变。这一事变在民族危难的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反蒋”方针的鼓舞感召下，举起反蒋抗日义旗，废除国民党法统，改元易帜，创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撼动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分散了蒋介石“剿共”力量，策应了中共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民主党派斗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一页。福建事变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邓演达的平民革命理论以及他亲自组织的军事运动，是事变的先导。福建事变及人民革命政府,实质上是第三党践行邓演达平民革命理论的一次有价值的尝试和创立平民革命政权的一个英勇的壮举。

一、邓演达的平民革命理论及其组织的军事运动是福建事变的先导和基础

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中日民族矛盾日深、内战频发的年代。反蒋抗日的事变时有发生，但是福建事变具有很高的水准。原因是这次事变有第三党的策动组织，有邓演达的平民革命理论为指导。所以，蔡廷锴曾说：参加福建事变的第三党的领导干部，“是十九路军的灵魂”。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在国外流亡、考察、“做党的革命”和回国领导第三党的斗争中，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平民革命理论。其代表作是他亲自起草并通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应该说，他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和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对象、革命任务、革命前途的认识，是与共产党的革命主张非常接近的，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可靠同盟军。邓演达强调平民革命的关键是，要用平民群众的本身组织形成坚强的力量，“使平民群众取得政权”。有了平民政权，才能运用政权的力量去“实现社会主义”。福建事变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在发动事变的同时就创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权。

邓党达的军事方针与军事运动。邓演达在斗争实践中很快认识到，武力不仅是保卫政权所必须；而且“要从根本上扑灭军阀产生的根源，必须造成人民的武力。”他于1930年8月制定了《军事运动方针》指出：“军事运动是和整个党的运动，有联带关系的”，“在革命运动中，武力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落后的中国社会，没有进步的武力，无法可以发动初步的斗争”。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邓演达利用各种关系分化争取和团结国民有爱国民主倾向的军事力量。

可以说邓演达组织的军事运动的实践，为包括福建事变在内的一系列的军事事变，做了较充分的思想理论、军事力量和起义干部的准备工作。邓演达被捕后，仅三个月就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了，年仅36岁。在邓演达牺牲后发生的一系列反蒋抗日事变中，邓演达的思想主张及其培训的干部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由于邓演达的牺牲，他策划在江西的起义是流产了；但是，第三党的领导集体及全体党员，承担起了邓演达未竟的事业和遗愿，在邓演达牺牲后不久，他们就连续发动组织和参与了上海的淞沪抗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尤其是策动组织了福建事变并获得了成功，创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二、第三党是福建事变的主要策动者和组织者

福建事变的发动，经历了酝酿准备、策划组织和发动成功三个阶段，大体经历了近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三个阶段中第三党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汇聚福建的第三党协助十九路军做了大量的发动事变的准备工作

邓演达牺牲后，行动委员会按着邓演达生前的既定方针政策和军事运动计划，与和第三党已经建立了反蒋抗日联盟和协定的军事力量，积极发动反蒋抗日的斗争。在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5月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抗战等事变中，第三党都起着重要作用。淞沪抗战失败后，各路第三党成员（多数是干部）陆续汇聚福建，先后到达的有60多人，另外，原在闽党员100多人。从1932年7月到1933年11月事变爆发，他们协助十九路军开展了思想发动、“计口授田”、整训军队、举办军事训练班、组织农民武装等五个方面的工作。其中 “计口授田”运动。是仿效红军，以解决土地问题，争取农民的支持。这一运动开展总地说还是有效果的，但是不平衡。在红军搞过土地改革的地方，再重新分田效果不好；在红军没搞过土改的地方，还是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欢迎。这个运动为福建事变发动奠定了群众基础。

（二）第三党策动组织福建事变

第三党作为福建事变的主要策动者和组织者，首先向十九路军领导提出必须立即确立联共反蒋抗日的政策，同时积极参加策动组织事变的各种决策会议，积极参与各项文件的起草工作。

1933后8月30日，第三党中央领导在上海黄琪翔家举行会议。这是第三党就福建“剿共”形势及十九路军政策转变问题的首次聚会。黄琪翔是邓演达牺牲后党的主要负责人。与会者还有章伯钧、何公敢、刘伯垂等中央重要领导同志。会议认为，十九路军“剿共”是没有出路的，“最好是在上海找中共中央负责人谈判”，会议商定由黄琪翔将会议内容写信给在香港的陈铭枢。

陈铭枢完全同意第三党中央上海会议的主张。并复信告之，“已派梅龚彬到上海与中共接头”，并希望黄琪翔等“就近配合进行”。陈公培奉陈铭枢指派，在蔡廷锴、蒋光鼐的安排下，在延平前线与红军取得联系。9月22日，在王台与彭德怀进行会谈，并带回彭德怀给十九路军领导人的信。10月下旬，第三党徐铭鸿与陈公培一起去瑞金与中共代表会谈，他们还带着十九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和朱德的信。他们到瑞金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热情会见。此次会谈的结果，是双方于10月26日，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这个协定使十九路军正式走上了联共反蒋抗日的道路。值此，福建事变的发动已经具备了“联共”这个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于是福建事变进入了发动阶段。

发动福建事变有三个重要会议，第三党领导人都参加了并在会上担任重要角色。第一个会议，是香港会议。10月这是首次筹备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秘密会议，黄琪翔、章伯钧等应李济深、陈铭枢之邀与会。会议讨论决定发动联共反蒋事变，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会后于11月10日，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前往福州。随后章伯钧、梅龚彬、郭冠杰等也陆续到达。

第二个会议是11月17日，李济深到福建后，立即召开的各党派联席会议，与会各党派重要人物共有137人。会议通过组织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各项决定。第三党梅龚彬等人参加了各项文件的起草工作。

第三个会议，是11月18日，由陈铭枢主持在鼓山召开的紧急会议。参加事变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到会了。会议讨论通过了成立人民革命政府的时间和有关修正政纲、政策、军事、财政等重大问题。会议讨论决定：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废除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改为上红、下兰，中间嵌一黄色五角星的国旗；定都福州；军队改称人民革命军；将福建划为闽海、兴泉、龙汀、延建四省。翌日各位代表下山，正式投入事变的发动工作。

三、第三党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中的主导作用

福建事变以1933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南校场举行为标志。规模盛大空前，“到场有十余万人”（《福建事变档案资料》P7）“天空有68、69卅号等四驾轰炸机，翱翔天空，散发传单，9时四十分开会。”会议有一个十七人的主席团，以黄琪翔为总主席。对第三党在福建事变中的作用，当时的《大公报》“社评”（1933.11.22）中就有这样的评论说：“目下闽局，实在第三党支配之下。”第三党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中的思想政治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组织中的主导地位

黄琪翔是第三党的主要负责人，在酝酿筹备事变时他就是核心人物，事变发动以后他的地位更加突出。会议有一个十七人的主席团，以黄琪翔为总主席。他在会上首先致词，之后又代陈友仁演讲。当晚黄琪翔主持召开主席团会议，决定了人民革命政府人选。

第三党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第一是岗位重要；第二是数量众多。以黄琪翔为代表的一大批第三党的领导干部，在新成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黄琪翔任“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代主任等职。另外，陈友仁、徐谦、徐铭鸿、彭泽湘、章伯钧等都任重要职务。据不完全统计，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第三党的干部党员约有60余人。其实当时在福建的第三党干部成员计总计也就是一百五六十人。

（二）起草各种纲领文件宣传贯彻平民革命主张

资深党员梅龚彬、徐铭鸿等，都是十九路军主要领导人陈铭枢、蔡廷锴等人的大秘和高参，蔡廷锴曾说：“徐铭鸿是十九路军的灵魂”。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先后颁布的《人民权利宣言》、《人民政府成立宣言》、《人民纲领——最低纲领十八条》、《人民政府对外宣言》等重要文件，都是这些大秘高参主笔或参与起草的。所以，邓演达的平民革命的理论及政策主张都得到了宣传和体现。而且《最低纲领十八条》与邓演达《我们的政治主张》在结构上和主要观点上是基本一致的，只是有些表述略有不同，这也是适应革命形势变化的反映。

我们也可以把这些纲领政策看作是邓演达平民革命理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这正映证了前述当时的《大公报》评论所说的，福建人民政府的纲领“显以第三党之主张占十之八九”是符合实际的。

（三）与中共红军关系的新进展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建立之后，第三党徐铭鸿任十九路军与中央红军谈判的全权代表。十九路军派陈小航前往汀州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张云逸、方方会谈。主要是就解决对苏区经济封锁、恢复交通、划定边界等问题。并于11月27日，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这个条约，解除了蒋介石南昌行营1933年下达的苏区经济封锁的规定。

此后，福建方面向苏区供应大量的食盐、布匹、西药、器材等特需品。十九路军还将马尾军械所库存的枪支弹药，全部运往延平转交红军。

当然福建事变最后是失败了，其原因很多，除了蒋介石从内部破坏、外部打击外；中共方面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不予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以支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毋庸讳言，当时第三党、十九路军有其历史的局限性，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计口授田”实质上是和平土改，不是从根本上铲除封建土地制度，因此，不可能真正把农民群众发动起来，为保卫政权而战。

四、几点结论：福建事变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反蒋军事事变很多，如蒋桂战争、蒋冯闫大战、两广事变等等，比较而论，数福建事变特色鲜明，风采独具，水平高超。

第一，有理论指导。福建事变是一般反蒋事变无法比拟的，这次事变是有理论指导的，它的理论指导就是邓演达创立的平民革命与平民政权理论。福建事变发生时邓演达已牺牲2年了，但是第三党仍在平民理论及其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导下，坚持斗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三党策动组织福建事变，相当于平民革命理论的一次有价值的尝试。

第二，用武装革命创建政权。毛泽东援引斯大林的话说：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就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所以，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对待对武装斗争的态度如何，是鉴别一个政党先进与否的标准；创立政权是武装革命的真正目标，也是检验武装革命成功与否的标准。第三党组织福建事变的实践证明，第三党是一个爱国革命的政党，第三党在事变中改元易帜、创建反蒋抗日政权，实际上是践行邓演达平民政权理论的一个壮举。

第三，这次事变发动成功本身就是与中共中央红军合作的一个成果；同时事变分散了蒋介石“剿共”的精力与力量，配合和策应了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如果没有王明“左”倾错误的干扰，中共第五次“围剿”可以打破，福建人民革命政权也可以割据一方，站稳脚跟。血与火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中共与民主党派合则两胜；分则两损。这是血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铭记。

第四，福建事变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存在时间是短暂的，但是工作是大量的，影响是巨大的，斗争是悲壮的。有许多第三党的干部党员和十九路军官兵壮烈殉国，他们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先烈。

注：因原文较长，本文由张军民教授本人在原文基础上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