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有41年党龄的老先生就是我校最早的医生黄士杨大夫，他在1954年就来我校工作了。1956年9月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由于历史的原因，再也没有发展过党员，组建不了支部。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国家需要民主党派发展，为祖国建设事业发挥更大力量。黄老注意到了我，他住在我的楼上，每天上下班都能相见，开始，我一门心思钻研血液病治疗，没有这份政治敏感性。他找我谈了几次，都没动心。过了2年，他又来找我，说参加农工不影响我的业务，反而对业务有好处，农工党里都是医生。另外农工党是共产党的友党，有了组织能更大地发挥你的作用。并且送给我一本中国农工党党章。我翻开党章，才发现农工党是为工农大众利益奋斗的党，我的极大多数病人都来自工农百姓，自然很有亲近感。觉悟有了提高，后来黄老又送来党史和有关农工党的资料。当时黄老已是81岁高龄，我被感动了，耄耋之年，一般人对周围事物已兴趣索然，而我们黄老先生对党的事业还如此孜孜以求！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91年7月参加了农工民主党。与我同时加入的还有刘友树老师，他住在德胜新村，那离我们朝晖足足一站路程，要三番五次地到他家做动员工作，对于81岁高龄来说，那是要有多大的热情，多坚强的意志啊！入党后我和刘友树老师在一起谈起黄老先生不辞劳苦地动员我们入党的事，才知道，到他家的次数远远多于我。我们真是感叹，也懂得了党务工作应该用怎么样的耐心去做了！

1991年，浙江工业大学第一次有了农工党小组。是年，黄老先生已82高龄。我们小组的组织生活都在黄老先生家过的，黄老先生早早准备了水果，泡好了茶水，开始我们怪不好意思，慢慢地，我们也开怀地喝茶，吃水果。同时我们也把水果削好皮，切成片，让黄老先生吃得方便。有一天，我在黄老的书桌上发现一堆发黄的旧剪报，仔细一看，是有关西湖博览会的资料。他说，西湖博览会对我们杭州来说，意义是很重大的。但1928年开后未再开过，他要向杭州市委呼吁，筹备新的西湖博览会。据说黄老已往市委跑了好几趟了。当时是在94-95年之间，黄老已86高龄。虽然市委不知有没有回复，但他那对公益事业如此热心与认真，深深感染了我，以致我在以后的党务工作中，一如既往地热心主动，认真负责。同时我常想，黄老如果看到我们杭州如今已举办了多次的西湖博览会，那该多么高兴啊！

成立党小组后，我们就考虑如何发展党员，成立支部的问题了。我想，极大多数要入民主党的人都很注重党派的影响问题。我们这个初生的小弟弟党，是很难吸引大人物的。从而，我们须另劈蹊径，设想出我们支部的发展方向：1. 年轻化，就八个民主党派年龄结构来说，当时普遍存在年龄老化。而我们农工则可避免这困扰所有民主党派的最大问题。2. 高学历，这又是当时民主党派的学历结构难题。当时高教普及化还未开始，民主党派成员大多是文革前参加的，多为中专学历，中级职称。所以我们只要把住学历关，几年后我们农工的学历结构必然优于其他老大哥党，这也是校党委所希望的。3. 介绍有影响的人物入党与自己组织培养教授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一点的成效是很缓慢的，但我们放眼长远，慢的过程也会出现快的感觉。4. 注重在每个学院都有农工党党员的种子，这样各个学院都有农工党的发展，那我们支部就具有各学科的素质，视野，认识高度，参政能力，影响人物等等。与单纯只在一个学院里发展是不一样的。我们有这么一个发展党员的框架后，大家就积极去发展党员了。到1996年底，发展到10名党员，分布在医院，外语学院，化材学院，机电学院，信息学院及经贸学院等6个学院。他们是黄士杨，苏尔云，刘友树，张文华，朱新地，胡慧玲，单尚，金蕾，胥琳，陈大军。不算黄老先生，当时（1996年）我们的平均年龄是41岁。这个年龄段，是为学校做贡献的最好时段啊。也是学校民主党派中最年轻的党派。

1997年3月31日，这是值得庆幸的日子。中国农工党浙江工业大学支部成立了！这天下午1点半，会议室里坐满了贵宾与我们支部党员。贵宾有浙江省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农工党省委会副主委，省直工委常务付主委，省委会组织部部长，浙大，杭大，医大，省人民医院的农工党支部主委，我校党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和各民主党派主委等。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热情洋溢的讲话，省委会副主委的谆谆教导，省直工委的殷切希望，校党委对我们的信任和肯定及各党派代表，党总支书记的祝福。使我有心在任职期间壮大我的支部，做出一些成绩来。

我们新建组织，影响力太小，很难发挥我们民主党派的作用。我们要在民主党派中逐步提高我们的声誉，要在全校，特别在学生中，让他们了解有这么个党派存在，而且在政治上是活跃的。怎么开步呢？我去省直工委请教施廉诚老师（省直工委日常负责的副主委）。从她那儿，我第一次听到了两个专有名字：“建言献策，社情民意”。那我们就回绕这两点，讨论决定我们的“行动纲领”：1. 提升工大小组（支部）在省委会，省直工委中的地位声誉。我们严格的每月组织生活，并且安排学习党章。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紧跟国家形势。比如1997年12月24号解放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我们在12月30日就组织党员学习了这篇文章。久而久之，我们党员的觉悟提高了，我们的声誉也在我们的行动中慢慢升高。2. 开始做最小的公益事项和建言最基层的社情民意。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和角色，就是跑龙套，也要跑好这龙套的角色。从而我们与校团委联合举办爱国主义教育，邀请杭大赖金良教授给学生演讲。浙江太古广告公司俞斌浩总监作CI讲座，中国美容大师罗红英作“美与人生”讲座，及我校曹德聪教授作中国入WTO的专题讲座，等等。我们积极参与了浙江日报发起的营造三峡“浙江林”的环保活动。至今三峡还留有浙工大农工支部的碑刻。我们又与下岗困难户王云华结对帮助，6年如一日帮助他们渡过下岗的难关。那几年捐赠活动非常多，我们的捐款数总在前例。如96年农工党中央发动的扶助贵州大方县，省直工委40多个支部，我们（当时还是党小组）排名第8位。

在学校的建言献策上我们也遵从最低做起，用善意的眼光，为学校服务的态度来提建议。并且建议全体党员人人动手写一份“社情民意”，对学校的方方面面加以关注。1996年校园文明建设时，我们提出了路边设立果壳箱，这个建议很快得以执行，现在大家感到路边果壳箱是理所当然的事。可那时，大马路上没有，校园里也难见到，果壳纸屑满地可见。1996年底我们了解到许多同学想考研究生而没有复习的去处和条件，还有怕其他同学嘲笑的现象。我们于1997年2月向学校提出“关于积极支持在校学生报考研究生的建议”，得到学校肯定，并立马采取措施，开设图书馆夜班，通宵教室等设施，舆论上鼓励同学们积极报考。1997年11月29日又提出“提高学生双休日利用率的建议”。两天后，学校党委办公室就将此建议编入“领导参阅”······

经过几年的最基础建言献策后，到二十一世纪我们把起点又提高了点。2000年向省委会提供省政协提案的讨论内容：1. “二十一世纪浙江要多建全国重点大学”，我们分析了全国重点大学的分布，提出增加全国重点大学的可能性及其对我省的有利影响，最后提出我校是提升为全国重点大学的首选学校。2. “发掘发扬运河文化”。我们分析了运河文化的意义，点出它在都市文化中的作用，为旅游带来的生机，提高杭州人的文化素质。并建议疏通沿河小路，保留旧石拱桥及船民的饮水设施。这两件提案后来都得到实施，现在运河沿途那么美，不管与我们的提案有无关联，起码我们与当时的杭州市委想到一块去了。2001年我们向学校提出了“向重点大学的目标努力”的建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出“对婚姻法（修正草案）的意见”。2002年提出“校内交通问题”，因有一位信息学院的大四学生被小车撞伤，所以马上向学校提了这个建议。第二件是听说浙工新村要与大木桥社区拆墙建花园（东侧），我想这以后我校的土地必定会被社会“蚕食”，建议学校继续与社区筑篱相隔。学校后来与下城区多次交涉，最后还是保住了我们自己的家园。2003年非典袭来，而校外人员进学校晨练者仍很多，这对烈性传染病的预防原则是有悖的。我们于4月21日向学校提请关注这问题，当天下午门卫即执行进出人员控制。把住了非典的流行关。这年，我们被选为教代会代表，一连提出3件提案，即“将优秀毕业生推荐给全国重点高校攻读研究生”，“要求校门口安装红绿灯，以保障我校师生交通安全”，“加强游泳池水质卫生措施”。从而被学校评为提案优秀个人。 

在“动嘴的同时”，我们开始动手。那是1999年初省委会提出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三农。我们想省委会给我们指出了方向，我们就按这个方向各自去探索，去实践，努力为三农服务。我们有一位朋友住在四明山老区，很穷，小孩子上学要走很长的路。我想我们可以做一个农村调查，因为山区很深，我先去打个前站，这路也真不好走，当我到这位朋友家时，他家及整个村子都沸腾了。我告诉村委会我们的目的，以及他们应做的准备。他们告诉我杨梅时节来是最好的。我们就在6月24号，邀了校统战部长，省直工委的领导，十多人一辆车摇摇晃晃到了村头，首先看到大幅标语“热烈欢迎中国农工民主党浙江工业大学支部来我村光临指导”车上的老师们都很高兴，我们从来都是小弄弄，没有这样真刀真枪过呢！下车后马上开座谈会，了解到当地经济不发达，主要种杨梅，但杨梅变质快，运不出去。还有个突出的问题是一年级小朋友要走7-8里地去上学，这事太艰苦了。胡慧玲和张文华把座谈会的记录做的详详细细。会后在朋友家吃农家饭，吃着盘子里的鸡，看着地上啄食的活鸡，真想把那地上的活鸡也吃了——城里再也没有这么鲜美的鸡宴了。下午朋友带我们上山采杨梅，当时还不流行农家游，这种采杨梅的活动真是又新鲜，又好玩。不管男女老少，都学会爬树了。我们每人拎了一筐杨梅，满载而归。农民朋友也非常高兴，首先帮我完成了任务，又诉说出他们的困难，最后我们给了他足够的经济回报。

以后我们又多次农村调研，也有农村游，也有镇政府的宴请，但都没有这次那么尽兴，那么甜蜜。

经过这次农村调研，让我们了解了一些农村的状况，也有了一些参与农村事务的想法和经验。接下来我们有心能帮助农民兄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于是我们在2001年4月来到安吉递铺的狮子山村。说来这是县城郊区，经济应该不错，可穷得很。原因在于该村与县城之间被一座小桥卡死。此桥建于1972年，桥宽仅3米，两辆拖拉机不能对开，承重15吨。该村有3000亩土地等待开发，也有多个开发商来实地考察，就因为要负担造桥，费用划不来。我们调研后，写了一份“一桥捏死三村人——农工党浙工大支部安吉调研报告”给省委会。 

我们在送上报告的同时，把旧桥的照片也附带送上。省委会非常重视。当时徐鸿道主委任省长助理，他问我，这桥需要多少资金？50万够否？他先通过省里有关部门了解，又跟湖州市沟通，2年后这桥得以重建。这件事使我们支部每一位党员都受到鼓舞，受到教育：共产党的领导，民主党派的参政，风雨同舟，重视民主党派的建议，在我们这样基层的党员中都体会得到。另外，我们农工的领导是那么平易近人，恭听最基层党员的声音，支持我们支部的建设。

当我们有这第一次的发音后，我们很快发出更响亮的第二音。绍兴兰亭的农民朋友告诉我，他们需要解决公路收费站的问题。我们支部于2003年9月6日去绍兴兰亭镇贾村调研。兰亭是全国文化胜地，可其南端的贾村则是绍兴最穷的地方。他们也想富裕起来，他们也有大片资源，如竹资源。但公路收费站正好设在他们的家门口，卡住了他们的财路。因为这收费站设得不合理，所以我们要去调研。我们到了兰亭贾村后，村干部都已前来欢迎了，村口大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中国农工民主党浙工大支部前来调研”，村子的墙上还贴着纸质的小标语。我们支部的党员看了特别自傲。到村委会会议室，我们仔细听取他们的叙述。原来贾村与诸暨接壤，这儿的收费站离诸暨界内的收费站相隔20公里，不符合设收费站需间隔40公里的规定。为此事当地群众呼声很大，绍兴市委，绍兴电视台都曾来过。但无功而还。因为收费站对县经济有很大贡献。我们又去实地考察了收费站。回杭后，立即写了调研报告附带实地照片上送省委会。我们在报告中指出“不管目前收费站对县经济有多大贡献，如果是违规的（未达到40公里间距），如果它使当地老百姓不能发展经济，对绍兴县长远的总体经济发展有害，还是应该撤销它！”这份报告很快由省委会转给了农工绍兴市委会，省委会里的田野部长打电话告诉我。我真是感谢她呀！那么支持我们支部的工作，她说绍兴市委会的胡少云副主委会跟我联系的。果然不久，胡少云打来电话，我千叮万嘱设法办好这件事，并点出了问题的要害。经她的努力，在来年的6月，正式撤销兰亭收费站！

这么大的与政府部门交涉的事，我们这么一个小支部怎么能端得动呢？这是省委会在支持我们，这是绍兴市委会在支持着我们！省委会不但对我们支部工作大力支持。对我们支部的党员培养，党员发展都倾注了心血。2001年初，我校统战部部长陈杰老师把俞立教授推荐给省委会，省委会徐鸿道主委亲自多次来学校找俞老师谈心，把农工党的方方面面介绍给俞老师，徐主委的心诚感动了俞老师，俞老师于2001年9月加入了农工民主党。省委会对我们如此的注重和关怀，与我校党委对我们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我们还是党小组时，校统战部部长钱时青老师就十分地爱护着我们。每开民主党派例会时总是让我坐在他的旁边。对医院那些干扰我的党派工作的行为总在会上进行谴责。第二任统战部部长是许坚老师，经常来医院沟通，给我提供党派工作的条件。在1997年支部成立之际，主管党派工作的陈敬佑付书记与许坚部长立即去省委会为我当选第八届省委委员进行沟通，当时我还是主治医生，方方面面都还欠缺些，但陈书记和许部长反复解释我的为人，工作态度，治病的知名度及学校对我的支持等等，来来回回去省委会5次之多。最终落实我的省委委员名额。事后，当时任农工省委会常务付主委的宋家奕主委动情地跟我说，你们学校党委对你真好，办事真认真。这事是我与陈书记许部长，经过反复认真协商后确定的。你们党委这种认真的工作态度，同舟共济的真诚，感动了我。到第九届，俞老师也被选上来了，我们2位省委委员，在省里唱响了我们浙江工业大学的声音。到我2005年退下支部主委后，07年也就卸下了省委委员，可惜没有人再补上这个位子，只剩俞老师一人“孤军奋斗”了。第三任统战部部长陈杰老师接任后，很注重我们的组织建设，由于我们支部小，我们支部发展党员不受限制，一次可批复2位党员入党（当然发展党员也不是易事）。我们支部经常外出调研，需要经费，陈部长从来二话不说，给我们批了。汪书记任职期间，校党委与农工省委会互访很密切，我和陈部长接触也很频繁，我经常向他汇报我们支部工作，他总是鼓励我，并指点我的工作方式方法。从而，我们支部每每被评为农工党浙江省先进基层组织。我们支部的党员有69%被评过先进党员。唯独我自己没得这份荣誉。我想，荣誉是激励党员为党，为支部更好工作的动力。我心中已有这份动力，还是等所有党员都评后再轮到我吧。最后农工党中央给了我两次荣誉：2003年抗非典农工党全国先进和2005年农工党建党75年之际，被评为全国先进党务工作者。代表浙江省去北京参加颁奖，见到了敬爱的农工党蒋正华主席。

汪晓村书记在1998年8月来我校，汪书记接替陈书记任主管统战的副书记。汪书记的工作作风很好，脚踏实地，很快融入到我们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中，和我们交上了朋友。每个月的统战例会，他必来参加，通报学校的工作，咨询我们的意见和建议，非常诚恳，且把我们的意见体现在他的工作改进上。所以我们很喜欢汪书记参加每月一次的例会。当会议开到征求意见时，汪书记总看看我，点我的名。我心中暖暖的，党委在支持着我，支持着我们农工党支部。在会上我也提了一些有用的建议，如当时我校正处在小规模向大规模发展，排名偏后，特色偏窄，缺乏尖锐，研究生培养尚在起步阶段等等。我提议加紧研究生培养及自身培养和引进院士两条腿走路。研究生培养我根据当时我校现状提出把优秀毕业生推荐给全国前十名校。这样我校的种子就在前十名校生根开花，我校的名声同时扩大了，他们毕业后又有可能再回母校作奉献。汪书记很欣赏我的想法，也跟我谈了学校自己培养院士难言之苦。自从汪书记来我校后，医院对我的党派工作就大开绿灯了。他还经常与农工党省委会联系磋商，使省委会对我支部非常重视，我们那么一个小支部，仅十余人，被安排到省委会各级委员会就有7位党员。

不久，汪书记接任党委书记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学校进入了发展最快时期，声望，质量，实力飞速上升。在这样繁忙的工作压力下，汪书记仍惦记着统战工作，而且与我们农工党更近了，校党委与农工党省委会联系很频繁。还聘请徐鸿道主委为我校外国语学院的客座教授。在聘请仪式前，汪书记邀我来到休息厅，把我认认真真地介绍给徐主委，特别介绍了我的治疗血液病的水平和医德。这一来，在场的眼光都集中到我的身上。汪书记就这样使我在农工党省委会的威信提高了。汪书记任职期间，我对学校提的建议最多，上面提到的提案都是这段时间。而学校采纳实施也最快。我以农工党支部的名义，为学校所做的努力，底气很足。

这些很细小的回忆，让我又回到往日的岁月，从我们支部的建设，体验到中国共产党对友党的真诚，让我体会到我们的党委书记对我们民主党派的亲近与支持。我们农工党浙工大支部的建设就是在我们的校党委，我们农工党省委会及我们支部的每一位普通党员同舟共济地努力下壮大起来。难忘岁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