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五十七年，如弹指一瞬间地过去了，回忆往事，不禁使人感慨多端。作为农工党的一名党员，我想把我是怎样参加农工党的情况记述出来，可以作为农工党史的一个侧面参考资料，也许是有益的。

我是1946年9月入川大法律系学习的，1948年4月，王陵基上台充当四川省主席时，这个著名昭彰镇压民主运动和屠杀青年学生的刽子手，激起了川大学生在他到成都就任的第三天就举行了示威请愿游行，要求配给平价米，反饥饿，反迫害。当时，我积极热情地参加了游行队伍。队伍声势浩大，群情激愤，当队伍行至督院街伪省政府门前即被警察镇压而酿成流血事件。当天是4月9日，即“四九血案”。我自己是在走马街被打散的。事件后，我不仅参加了后援营救活动，而且在思想认识上增强了我对蒋政权腐败、反动、黑暗统治的仇恨。要求民主，要求解放的愿望日益增强。我与川大的进步学生团体，有了更多来往和接触，积极参加川大教育系喻仁桂同学组织的读书会，主要学习《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受到了新的思想教育。

1949年6月2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川大校内大肆逮捕进步青年学生，我当时到处躲避，与同学换宿舍、换铺睡觉等，处在惊恐中渡日子。但对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的不满却有增无减。就在这年的暑期中，我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周上明（他当时也是川大外文系的学生）在学校找到了我，给我推荐并介绍我参加农工党地下组织。

记得有一天，周上明通知我和他一道去少城公园（现在的人民公园）假山后的文化茶社会见当时农工党的领导人王兴智。一道去的时候，除我和周上明而外，还有一位约30来岁的人，我不认识，至今回忆不起。一坐下，王兴智不经介绍，开口便说：“蒋匪帮的黑暗统治不长了，你们青年学生有热忱、有前途，农工党的宗旨是反蒋到底，要争取民主自由，争取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你们在学校里要利用自己的条件，进行合法斗争，但要注意反动派的狗急跳墙……以后有什么事情，你（指我）就找他（指周上明）联系。”说完后，王即昂然而去。当时，他的神志、表情，使我感到有些奇特和神秘。以后，我在学校里比较注意形势的变化，注意自己的言行。

1949年秋，学校一开学，形势相当紧张，学生的思想亦相当紊乱。主要是：一方面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蒋管区的民主解放浪潮日益高涨。就在这年冬天，我怀着对蒋邦黑暗统治的不满和迎接大西南解放的心情，参加了由川大教育系喻仁桂同学（喻是我的好友，解放后由民协会员转为共青团员）组织领导的“打狗队”。任务是在校区夜间巡查，暗中捕捉那些撕毁进步宣传标语的人，同时，监视和防止敌人破坏学校的设施，直到迎接成都解放。

1950年1月，成都刚解放，王兴智通知周上明、何大钧和我三人，一起到他家里（记得是在宽巷子）填写党员调查表，当天补行了宣誓仪式（调查表和誓词均在我的档案中可查）。

同年9月，我在川大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走上了工作岗位。

1951年，农工民主党进行整党，当时，我在安县人民法院工作，记得填写过两次整党调查表。大约在1951年底，由整党小组的名义，给了我一份通知，大意是经过领导小组讨论通过，我被审查合格，准予登记，作个别联系。事后得知，整党领导小组有：周競波、付濬（周、付二人是重庆农工党组织的负责人派到成都工作的）、周上明、丁贻庄、石柱成、吴兴超、胡信焜等。

回忆到此为止。

五十七年的变迁，

五十七年的风雨，

五十七年的过程，

五十七年的追求。

农工党啊！您没有被人们遗忘，没有被历史抛弃，您与时俱进，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作者简介：钟光鋆(1925-    ), 四川双流人,1949年9月入党, 曾任农工党成都市委会组织处副处长、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