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

《莫斯科宣言》

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同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宣言》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黑暗反动时代”，继而痛斥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罪行。《宣言》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状况，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推翻一切反动势力和剥削制度。在《莫斯科宣言》的影响下，国内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一部分因故脱离共产党组织的人士及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如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等数十人，于1928年初，在上海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草拟了《党纲》、《政纲》，并先后在上海、江西、北平、天津、四川、江苏、安徽、山东、福建等省市秘密进行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华革命党是一个未经正式成立的松散政治组织，但它为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打下了组织基础。

邓演达建党准备

邓演达于1927年12月离开莫斯科抵达柏林。他首先总结了中国革命，特别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同时考虑重新建党和党的纲领等问题。他意识到建党的基本要素之一，必须具备一个中心的思想体系，便开始攻读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书籍，研究各国革命史和社会现状，从中吸取经验，寻找规律，思考中国革命问题。他关注着国内的形势，用通信方式与国内外的朋友和专家学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交换学习心得，分析时局，研究、探索中国革命大计。宋庆龄曾评价邓演达说：“看他的信，像小说一样，常希望这个小说是永远看不完的。”

在理论研究的同时，邓演达先后到英国、法国、意大利、挪威、保加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印度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欧亚国家实地考察。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邓演达锲而不舍，形成一套民主革命的思想体系，即：1、中国社会机构的分析。这是他解决中国问题的依据。2、中国革命的方针策略。这是他解决中国问题的手段。3、中国革命的发展前程——社会主义。这是他解决中国问题的归宿。

1930年5月，邓演达从国外秘密回到上海，即着手起草并主持讨论建立新党的政治纲领，筹备建立党的中央机构等问题。他白天潜居寓内研究革命问题，晚间则外出联络，讨论国内外形势，筹划建立组织，开展反蒋活动。邓演达同大家讨论最多的是党的名称和党的指导思想问题。邓演达认为，国民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我们要继承孙中山的旗帜，就要继承孙中山的组织——国民党。当务之急是反蒋，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尤其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现役军人，他们多年来受过国民革命思想的熏陶，也不满于蒋介石统治，这是可以大加运用的。因此“国民党”这块招牌，还有一定的用处。最后大家同意沿用《莫斯科宣言》中用过的名称，定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经讨论，统一为：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革命胜利后必须是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我们要建立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就必须彻底反帝。政治纲领经多次讨论，五易其稿，意见基本统一。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问题，特别是领导核心的人选也大体酝酿就绪。

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

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290号（今淡水路332弄1号），邓演达主持召开了有十个省区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临委会）。出席会议的有黄琪翔、章伯钧、郑太朴、朱蕴山、李世璋、季方、郭冠杰、丘哲、陈启修等30余人。邓演达首先致词：“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绝续关头，继往开来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在座各位都是在革命战线上奋斗过来的同志，更感责无旁贷，所以挺身而出，重上战场。”在强调了“军事第一”的主张后，邓演达接着说：“今天是我们战斗的开始，是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向前奋进、恢复中国革命整齐步伐的第一步。”邓演达带领大家集体宣读《我们的信条》：“（一）我们的哲学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我们的事业是继续孙中山革命；（三）我们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四）为实现中国革命，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五）我们是信仰一致，组织一致，行动一致的政治结合的战斗团体；（六）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接着一致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代表们全体起立，互行一鞠躬。在庄严、神圣的气氛中，选举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季方、丘哲、郭冠杰、郑太朴、朱蕴山、李世璋、丘学训、陈启修、江董琴、肖秉章、丘萼华、潘震亚、詹显哲、杨逸棠、谢树英、万灿、罗任一、王枕心、杨树松、李毓九、邹兰甫25人当选为干事，组成中央干部会，邓演达被推选为总干事。决定了中央机关各职能部门的名称和负责人，有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后改为军事委员会）、民运委员会、总务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后又增设了训练委员会。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爱麦虞限路159号（今绍兴路41号）。

《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农工党历史上第一个纲领。按邓演达的高度概括，就是“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这是邓演达民主革命思想的集中体现。在民主革命时期，随着形势与任务的变化农工党曾几度易名，但都是以这个纲领作为基本纲领。

开会地点是借用黎锦晖的住宅，伪装宴客从晚7时开到夜间10时。“一干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正式成立。

9月1日，发布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上海各大报纸虽同情，但惧于蒋家权势，不敢刊登消息，只有两家日文报纸《上海每日》、《上海新闻》摘要刊登了，外界认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既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当时组织工农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作法，因此被人们称为“第三党”。邓演达批阅后十分不快，即派人前往交涉更正。邓演达认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是应该清除的叛徒，不能代表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才是真正革命的国民党！但“第三党”的称呼很快就传开了。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始终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下，积极开展了组织、宣传和军事工作。

组织工作

制定了《组织工作大纲》，提出组织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建立一个集结革命力量的组织，形成新的革命势力；建立一个行动的组织，随时随地能发动起来去斗争；建立一个短小精干的组织，每个分子都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和牺牲的决心。所以，“发展组织必须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按“忠实、决心、认识、能力”四个条件吸收一批基本党员，训练一批党务工作人员。为更好地开展工作，临委会建立了：中央区、北方区和南方区干部会。中央用《通告》、《指令》指导地方工作。必要时向地方派出通讯员或特派员，使中央和地方建立密切的联系。党员人数到邓演达被害时止约2000人。

宣传工作

临委会很重视宣传工作。创办中央机关刊物《革命行动》半月刊，并成立了以邓演达为首的编委会，其宗旨是“唤起全国被压迫被剥削的平民群众，在我们的革命纲领下面团结起来，准备向仇敌斗争”。其主要内容是“阐明临委会的《政治主张》，评述国内外的政治事件”。邓演达亲自撰文，从第一期到第五期，每期都有他一篇作为带头的文章。邓演达文思常如潮涌，运笔快捷若飞，万言长文一气呵成。从回国到被捕前的15个月里，虽经常忙于实际的活动，而于百忙中他起草的文件、宣言及论文计20多篇，近20万字。《革命行动》出版后，影响较大，发行量递增。但发行到第四期，即被国民党当局勾结租界的帝国主义者予以查禁。第五期改用《银行周报》为封面继续出版，仍被查禁。1931年4月，又在上海创办了《革命行动日报》，作为中央的机关报。它刊登的国内外新闻和时事评论在国统区的其它报刊上很难看到，群众争相传阅，发行量很快由每天500份激增至1万份，就连国民党的立法院和监察院都能看到此报。《革命行动日报》在邓演达被捕后被迫停刊。与此同时，各个大区都创办了地方刊物，与中央紧密配合，阐明党的纲领，鼓动反帝反蒋。

军事工作

根据《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军事运动方针》，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与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会相对抗，联系黄埔军人作为建立平民武装的骨干，开展反蒋斗争。在全国18个省市建立了该组织，吸收、联系了黄埔学生近6000人，其中的骨干还参加了临委会，从而大大削弱了蒋介石对黄埔系学生的控制，为全国反蒋斗争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二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利用邓演达等同国民党各派军队上层人物的各种历史关系以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非嫡系部队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和争取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如：临委会和黄埔革命同学会多次派人到驻守江西的18军和19路军中做工作。18军是装备精良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长陈诚一直是邓演达的部下，且邓演达对他有救命之恩。陈诚曾明确表示拥护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并愿意在军事与军费方面给予支持。

三是策划武装起义。1931年3月1日，胡汉民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被软禁，激起粤派中央监委和其他反蒋派系的不满，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的蒋介石政府相抗衡，出现了宁粤分裂的局面。临委会认为武装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时机已到，成立了以邓演达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并讨论、通过了以江西为中心，武汉、西北、华北同时响应，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武装起义计划。为推动武装起义计划的顺利进行，在上海举行了为期两周的干部训练班，受训干部将被派往各地指导、推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