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民主党是在我国国内最早成立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农工民主党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先后召开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几易其名，努力探索富国兴邦的道路，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而奋斗。正如中共中央在致农工民主党十三大的贺词中所指出：“中国农工民主党具有光荣的爱国革命传统。自1930年成立以来，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农工民主党同我们党建立了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密切关系，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酝酿筹备建党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也加紧了反共步伐。第一次国共合作所形成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在失败的边缘。为了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继续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探索复兴中国革命的道路，5月邓演达与宋庆龄、彭泽民、谭平山等人交换意见，酝酿改组国民党，建立新的革命组织，继续领导国民革命。然而，大革命的失败已无可挽回，邓演达不得已秘密离开武汉，经西北到达苏联。

　　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同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宣言》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黑暗反动时代”，继而痛斥了蒋、汪的反革命罪行，号召在孙中山精神指导下，团结被压迫被剥削的民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直到最后胜利。

　　在《莫斯科宣言》的影响下，在国内因白色恐怖而陆续到达上海的一部分国民党左派、脱离中国共产党的人士和深明是非的知识分子，如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季方、郑太朴、朱蕴山、王枕心、李世璋、张申府、马哲民、邓初民等数十人，于1928年初在上海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草拟了《党纲》和《政纲》，阐明了中华革命党的政治主张及斗争纲领。取该名的意义是，继承和发扬孙中山曾以中华革命党改组国民党努力复兴中国革命的精神。1928年3月，在上海一家外国人开办的旅馆里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会议选举邓演达为总负责人，在他未回国之前，由谭平山代理。因外界未知具体情形，便主观揣测或恶意歪曲，称其为“第三党”。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按照“训令第一号”的计划，先后在上海、江西、北平、天津、四川、江苏、安徽、山东、福建等省市秘密进行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华革命党是一个未经正式成立的松散政治组织，由于组织基础薄弱，缺乏统一领导，使有些组织遭到国民党的摧残而陷于瓦解，加之上层领导人之间认识不一致，活动经费没有来源，军事活动打不开局面，谭平山已不能应付这复杂而混乱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打开新的斗争局面，党内有的人纷纷要求邓演达回国主持工作。经章伯钧、朱蕴山等6人多次商议，决定劝谭平山暂时离休，请邓演达回国主持工作。中华革命党虽然只存在两年多，但为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打下了组织基础。

　　1930年5月，邓演达从国外秘密回到上海，即着手起草并主持讨论建立新党的政治纲领，筹备建立党的中央机构等问题。他白天潜居寓内研究革命问题，晚间则外出联络，讨论国内外形势，筹划建立组织，开展反蒋活动。邓演达认为，国民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我们要继承孙中山的旗帜，就要继承孙中山的组织——国民党，当务之急是反蒋，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尤其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现役军人，他们多年来受过国民革命思想的熏陶，也不满于蒋介石统治，这是可以大加运用的。此外，革命的历史传统是思想根源，是社会关系，也是政治渊源，这一连串的作用，也该加以运用，尽管是一时的，也不可轻视。因此“国民党”这块招牌，还有一定的用处。最后大家同意定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二、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

　　1930年8月9日，在上海邓演达主持召开了有十个省区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委会)。邓演达首先致词：“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绝续关头，继往开来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在座各位都是在革命战线上奋斗过来的同志，更感责无旁贷，所以挺身而出，重上战场。”在强调了“军事第一”的主张后，邓演达接着说：“今天是我们战斗的开始，是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向前奋进、恢复中国革命整齐步伐的第一步。现在请大家起立，向孙中山先生以来的先烈们致敬!”一分钟默哀毕，邓演达带领大家集体宣读《我们的信条》：“(一)我们的哲学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我们的事业是继续孙中山革命;(三)我们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四)为实现中国革命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五)我们是信仰一致，组织一致，行动一致的政治结合的战斗团体;(六)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接着一致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会议选举出中央领导机构，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季方、丘哲、郭冠杰、郑太朴、朱蕴山、李世璋、丘学训、陈启修、江董琴、肖秉章、丘萼华、潘震亚、詹显哲、杨逸棠、谢树英、万灿、罗任一、王枕心、杨树松、李毓九、邹兰甫等25人当选为干事，组成中央干部会，邓演达被推选为总干事。决定了中央机关各职能部门的名称和负责人，有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后改为军事委员会)、民运委员会、总务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后又增设了训练委员会。

　　《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农工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在民主革命时期，随着形势与任务的变化，农工党曾几度易名，但都是以这个纲领作为基本纲领。按邓演达的高度概括，就是“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这是邓演达民主革命思想的集中体现。

　　临委会成立后，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下，积极开展了组织、宣传和军事工作。制定了《组织工作大纲》，提出了组织工作的重要任务，建立了中央区、北方区和南方区干部会。创办中央机关刊物《革命行动》半月刊，“阐明临委会的政治主张，评述国内外的政治事件”，鼓动反帝反蒋。拟定了《军事运动方针》，积极开展反蒋斗争。为了建立军事骨干队伍，成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在18个省市建立了分会或支部，从国民党军队中吸收和联系了黄埔军校学生近6000人，其中的骨干分子和一部分会员都参加了临委会，形成了一股与蒋介石相对峙的力量。1931年6、7月间，临委会拟订了武装起义计划，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邓演达的行动，使国民党政府惶惶不可终日，蒋介石出赏金30万元通缉邓演达。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为江西起义干部培训班作结业讲话时，因叛徒向蒋介石告密而被捕，11月29日深夜被蒋介石秘密杀害。

　　邓演达遇害后，临委会的同志继承邓演达烈士的革命精神，前赴后继，继续开展革命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针对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临委会提出了“倒蒋抗日”的政治口号和10条行动纲领，积极策动和参加了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的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战和1933年的“福建事变”，但这些斗争都失败了。邓演达被害，倒蒋抗日遭受挫折，临委会陷入了“迷茫”。

　　三、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易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坚持抗战民主团结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旨在侵吞我华北地区的华北事变，民族危机更趋严重。章伯钧同李士豪、李伯球、何世琨及所联系的中外友人郭沫若、田中忠夫等十余人，以避暑为名，在日本伊东井子头公园集会，就反蒋抗日等问题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国的情况很复杂，惟有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但也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去配合行动，与此同时，在德国的黄琪翔、连瑞琦等也积极参加了由中共领导的“旅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德国分会”的爱国活动。章伯钧函告黄琪翔在日本商议的情况，黄琪翔复信说：“现在从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必须同共产党合作。”临委会负责人在重大的根本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临委会领导人备受鼓舞，认为反日反蒋，事有可为。在《八一宣言》的鼓舞下，1935年秋，章伯钧从日本回到香港，与彭泽民、丘哲、郭冠杰等人作了初步商量，一致认为，“我党向有社会基础和工作基础”，在当前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严重形势下，“为抗日救国，应急起行动，要本着过去的精神，重振组织，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黄琪翔也从德国来信赞成。10月下旬，在华北的张云川、在广东的郭翘然、在日本的李士豪、何世琨、李伯球等人均陆续到达香港，与在香港的章伯钧、彭泽民、丘哲、郭冠杰、彭泽湘等回合，他们立即就重建党组织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

　　1935年11月10日，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了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后改称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由章伯钧、彭泽民、彭泽湘主持，集中讨论了当时的形势，解决了党的组织和政治路线问题。关于党的组织，会议认为，由于日本侵略者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因此，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是当前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是革命政党的中心任务。因此，会议决定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解委会)，以担负起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党名的改变，一是表明要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去掉“中国国民党”的帽子;二是适应革命的新形势，表明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三是照顾历史传统，还保留“行动委员会”的称谓。会议选举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彭泽湘、丘哲等19人为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推举黄琪翔为总书记，彭泽湘为组织委员会书记，章伯钧为宣传委员会书记，丘哲为财务委员会书记，郭冠杰为总务委员会书记，彭泽民为监察委员会书记。会议决定以北平、上海、广州为据点，分别建立华北、华东、华南三个大区机构，大力恢复和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为适应抗战形势，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会议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确立了解委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临时行动纲领》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形势，规定了解委会的政治任务“在于完成中国反帝反日的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提出了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确立“抗日、联共、反蒋”为解委会的总方针，决定“同共产党合作，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以推动抗日为党的中心工作。共产党参与了这次党纲的修改，执笔的是时任中共香港组织负责人廖承志，传递文稿的是时任中共太平洋交通网总联络人蔡福就。

　　以二干会议为历史转折，解委会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里程。

　　二干会议后，解委会较快地恢复和发展了组织，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局，重建了北平、天津、山东、河北、绥远等省市委员会或支部。在上海建立了华东局，领导上海、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省市工作。在华南区的组织工作集中在广东，由中央直接领导，主要工作是团结福建失败后留在广州的一部分老党员，通过工农学生运动吸收新党员，积极开展反蒋抗日的工作。

　　四、召开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合作

　　卢沟桥事变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帷幕，接着上海、南京沦陷，武汉成为国民党的临时政治中心，中共代表团和各党各派领导人都到了武汉，章伯钧、彭泽湘等人也于1937年底转移到了武汉。这期间，中国的进步、中间、顽固三种势力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围绕着抗战与民主这两个问题展开。解委会看到国民党内的投降派散布亡国谬论，压制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而共产党却积极激发群众的抗日热忱，推动群众抗日运动的发展。从这一对比认中识到：“政治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中立，总是要偏向某一方面的。我们是代表农工平民的政党应该偏向共产党”。

　　为了加强与中共的合作，在抗战中更好地发挥作用，1938年2月，章伯钧、彭泽湘找到周恩来，代表解委会与周恩来、王明举行了会谈，双方回顾了过去两党之间的关系，一致表示，今后要密切合作，共同战斗。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介绍了中共坚持抗战、争取民主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政策，使章伯钧、彭泽湘深受鼓舞，对今后必将得到中共的支持和帮助更具有信心。解委会明了中共“全面抗战”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抗战方针，深感参加抗日战争“心里有底了”，为解委会进一步靠拢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此后，两党的关系愈来愈密切。

　　会谈后，解委会为了统一认识，决定召开第二次临时代表会议(后改称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一方面总结抗战以来的工作，研究今后的任务，另一方面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新形势，制定抗战时期解委会的纲领。1938年3月1日，解委会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在武汉汉口璇宫饭店召开。会议由章伯钧主持。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应邀参加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抗战以来的政治、军事形势和解委会的任务，会议增补王一帆、王寄一、朱代杰、陈其瑗等6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使中央执委会委员增加到25人，并决定在黄琪翔总书记未公开履行职务之前，由章伯钧担任解委会的总联络人，主持解委会的工作。会议通过的《解委会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包括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其核心内容是实行全民的全面抗战，坚持长期的持久抗战。

　　解委会在与国民党斗争的同时，继续坚持加强与中共密切合作的方针。1941年1月中旬，章伯钧、丘哲代表解委会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重庆曾家岩50号举行正式会谈，向中国共产党表示了进一步加强合作的诚意，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对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纲领、组织和宣传，以及经济上给予切实的援助。周恩来等表示“极端赞同，并愿予以种种协助”，从此，农工党更加密切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1月25日，周恩来等向中共中央报告中说，“第三党近因当局之压迫，日渐‘左’倾，现在整顿其组织,并提出联苏联共之中心主张,与我们建立了密切之合作。该党凡在大是大非的斗争中，都站在共产党一边，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所以，中共在皖南事变后于1941年3月22日编印的《政治情报》中说，对解委会作了极高的评价，说“第三党与我们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解放行动委员会恢复和发展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成员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在前线与日寇浴血奋战;在上海、北平、广东、武汉等省市成立工、农、青、妇等抗战团体，出版抗日刊物，开展抗日宣传，支援抗日救亡运动;在冀南豫北地区、安徽和广东，先后建立抗日游击武装，在日寇的刑场上和华东、华北、华南、西南的抗日战场上，都洒下了解放行动委员会烈士的鲜血。1941年3月，解放行动委员会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与盟内爱国民主力量一道，坚持争取民主宪政和抗日救亡斗争。

　　五、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易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引爆全面内战，民主建国无望，全国爱国民主运动高涨。中国共产党作出决策：以人民解放战争“打倒蒋介石”。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1月，解委会为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在上海举行了为期十天的预备会议，主要研究党的改名、党的纲领、党的路线和党今后的方针四大问题。关于党名，有的主张不改，有的主张改，会上提出了“工农民主党”、“平民党”“、中国民主党”等十多个名称。经反复讨论，定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依据是：根据邓演达的政治主张与革命的基本精神，党多年来的奋斗都是代表农工平民的利益;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主力军，工人是中国革命最先进的阶级，必须把农民的革命要求与工人的最先进的革命意识和力量结合起来，作为整个革命的中心;农工民主与各被压迫阶层的民主是分不开的。农工民主不是农工民主专政，而是农民、工人与其他平民的联合民主，它表明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是进步的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民主革命。

　　1947年2月3日，解委会在上海正式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总结和高度评价了农工党的历史，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提出了新的方针和任务，强调党的政治路线自二干会议以来在共产党的指导下同共产党密切合作是正确的。会议通过了《党务报告》，作出了党名由“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决议，并通过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党章》。《党章》规定：“本党代表农工平民利益”，“本党任务，为彻底完成民族解放，实现民主政治，达成社会主义。”会议通过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宣言》，指出：“吾人深信，中国社会主义实现必须经过民主政治之发展，今日中国人民急切需要者首在获得民主。”《宣言》谴责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扶植下疯狂发动内战，破坏和平建国的罪行，呼吁“全国同胞及民主党派共同推进团结，实现和平统一，建立独立富强之中国。”会议决定扩大农工党的组织基础，同时加强与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联合与合作，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会议再次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和加强与中共的全面合作，继续跟着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指明了农工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斗争方向。

　　会议最后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选举章伯钧、黄琪翔、丘哲、郭冠杰、张云川、李伯球、王深林、李士豪、罗任一、杨清源、杨逸棠、郭则沉、庄明远、王一帆、严信民、何世琨、曾伟、杨子恒、连瑞琦、汤仁溥、季方、郭翘然、云应霖、黄农、黄朋豪等25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推章伯钧任主席，选举彭泽民、韩兆鹗、陈卓凡、唐午园、王寄一、欧阳平、杨建平、王人旋、李如苍、陈其瑗等10人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彭泽民任监委主席。会议确定丘哲任中央执、监联席会议秘书长，王一帆为副秘书长。

　　四干会议是农工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一次“改造党、健全党、扩大党”的会议。会议后，农工民主党更加坚定地靠拢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合作，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组织武装，配合解放军开展军事活动，上百位党员壮烈牺牲。1948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布著名的“五一口号”后，农工党积极响应，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1949年1月，农工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贡献。

　　回望农工民主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虽经几踬几起，但她的奋斗的历程始终没有离开中国革命的轨道，虽经大浪涛沙，但努力探索富国强邦之道，始终是她矢志不渝的追求;虽经过了由同情、支持进而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漫长过程，但历久弥新的是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进的肝胆真情，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帮助乃至于领导下，获得力量的源泉，认清斗争的方向，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前进，不断经受考验。实践证明，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农工民主党才有前进的动力和方向;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现在的农工民主党。

　                                                                                                                                             　(撰稿人 农工民主党中央研究室副主任 姜天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