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称誉世界矾都的我国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矾山,出了一位威震太行、声播冀鲁豫边区的抗敌英雄、铁军将才——朱程。
早酬壮志 力助革命
朱程(1910-1943),字公行,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矾山人。出生矿工家庭,世代贫穷。自幼勤奋好学,聪颖过人。1927年春,进入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厦门集美学校就读,积极领导学生声援北伐战争。1929年3月,黄埔军校毕业,之后,积极参与反蒋活动, 于1929年夏被捕入狱,直到1930年冬被保释出狱。

1931年初,朱程回到家乡,在矾山鳌峰小学任教。鳌峰小学是中共党的秘密联络点,共产党员叶廷鹏、陈阜、池化龙等人以学校作掩护,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协会开展革命活动。国民党平阳县反动政府勾结地主豪绅,唆使流氓地痞,借故捣毁学校。学校被迫解散,朱程无奈离开了家乡,南下广州。1932年春,朱程任职南京政府铁道部所属的津浦路警察行政督查总署,不久,调任津浦路警察护路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
在津浦护路队期间,朱程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颇优的经济收入,冒险为浙南游击队筹集枪支,在南京下关租下房子,用于掩护地下党的革命活动。1932年秋,中共浙南书记叶廷鹏,到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未成,改道南京,找到朱程,向朱程提出借枪的想法。朱程考虑到护路队的枪支都烙有铁道部的号码和印记,且登记在册,借出去有极大风险,答应一定另找门路。
是年冬,朱程写信给叶廷鹏和黄先河,说枪已经买妥,约黄先河到南京取货。不多日,黄先河到了南京浦口与朱程会面。朱程告诉黄先河,买到手枪一支,子弹50发。考虑南京到上海,火车上宪兵检查很严,要黄先河先回上海,并约定在上海至平阳鳌江开船之日,以礼品盒在码头交接。开船之日,朱程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交了礼品盒,为“表弟”送行,自回南京。黄先河在鳌江上岸,急忙找到了叶廷鹏,打开礼品盒,内有锃亮的手枪一支,子弹50发,并写有“赠给红军游击队”的纸条一张,但未署名。朱程支持革命,办事精细,叶廷鹏等人万分高兴。
当年,朱程回老家过年。在家20多天,与叶廷鹏、陈阜、吴毓等经常晤面,商讨浙南革命,提议在南京建立联络点,以利到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朱程回到南京后,特地在下关租了几间房子,明里是朱程的寓所,实际上却是中共浙南同志与进步青年的居住点。浙南党组织的同志去南京,有的长期住在下关寓所。为了帮助解决同志们的日常生活费用,朱程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用来购买柴、米、油、盐。有时饭菜不够,宁愿自己吃烧饼充饥,把饭菜省给同志吃。有一回,为解决活动费,甚至典当了皮袍。
1933年冬,津浦铁路局决定派朱程留学日本,学习铁道管理。出国留学是朱程梦寐以求的愿望,可他考虑到自己一走,将涉及到南京联络点的存在问题。于是立即写信给叶廷鹏,要求从速派人来南京面谈。叶廷鹏接信后,于1934年初春派黄先河前往南京。不料朱程的护路队已调驻山东枣庄。黄先河赶到枣庄会见了朱程,并提出要在上海建立联络点。朱程经过反复思考,提出一个方案,并征得黄的同意,将黄先河改名为黄东篱,介绍他到黄埔老上级、师长罗子实在上海开办的航空服务社工作,借此作为上海的联络点。
1934年春夏,朱程东渡日本留学,进了日本东京铁道学院铁道管理专业学习。留学期间,朱程积极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集会、座谈、讲演等各种爱国活动。1935年,经李士豪介绍,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后又经共产党员刘披云介绍,参加爱国留学生组织——新中华学会,并成为新中华学会的骨干。
新中华学会在东京神田区汉阳楼,每两周举行一次政治座谈会,座谈研讨中国问题及中国的出路、群众运动及群众组织、国际形势及中国革命等问题。经常参加座谈的有:刘披云、黄公略、盛大玄、李化方、王醒吾、朱程等12个人。刘披云回国前,将新中华学会交朱程和王醒吾两人负责。朱程等人积极工作,新中华学会发展很快,影响也日趋扩大,会员遍布东京各大专院校。学会除了定期召开座谈会外,还在早稻田等大学召开会员大会,进行爱国宣传,动员会员投入爱国抗日运动。
朱程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相当关注,经常利用寒暑假和业余时间,到工厂、郊区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工人、农民的呼声;在图书馆阅读日本的历史书籍,了解日本的发展史;他还十分关注日本报刊的新闻报道,重视日本的时事政治,研究日本的政治和现行政策。他决心将《日本政治机构与军部制霸之基础》一书翻译成中文,提醒国人警惕。
1936年秋,朱程在张培农、叶廷鹏的来信中得知陈阜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朱程与王醒吾商量设法筹款营救陈阜,决定抓紧翻译出版《日本政治机构和军部制霸之基础》一书。朱程、王醒吾通宵达旦译稿,由王醒吾的中学老师金嵘轩落实了出版单位。朱程将设法凑来的50元,连同稿费和版权所得50元,共100元寄给了张培农,作为营救陈阜的活动经费。
朱程对王醒吾的扶助又是一个生动的例证。王醒吾1935年到日本留学只带了60元钱。黄先河、吴毓送行时,对王醒吾说:“你放心走好了,我们会给朱程发电报,让他照顾、帮助你。”王醒吾到达东京,找到了朱程,受到朱程的热情接待。朱程将自己住的大房间让给王醒吾住,对王醒吾亲如手足,关怀备至,有时还特地到东京街上买来猪肠、猪肚、猪肝等有营养的食品,背着房东,偷偷拿到楼上煮熟,给王醒吾当菜肴,补养身体。1936年秋天,王醒吾曾一病不起。朱程从北海道回到东京,看到王醒吾卧病在床,濒临死亡危险,十分焦急。当时,他身边缺钱,无法送王醒吾就医,就急忙电邀在明治大学读书的李士豪、项朗平商量,临时凑了50元钱,把王醒吾送到东京丰岛医院治疗,从死亡线上将王醒吾抢救过来。后来王醒吾常对人说:如果没有朱程的照顾,我会病死在异国他乡。……每当我回忆起我们在东京的岁月,看到我们在东京的留影,常常是终夜难眠。
正当朱程满怀豪情,如饥似渴地汲取日本政治、经济、管理等知识时,日本侵华的铁蹄蹂躏中华大地,华北局势告急,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朱程毅然中断学业回国,投入抗日救国洪流。
智斗敌酋 “北店”脱险
1937年5月,朱程从日本回到祖国,经人介绍,在晋绥军官教导团任地形和土木工程教官。保定沦陷后,教导团教育长张萌梧南逃磁县,建立河北民军总指挥部。朱程也转到河北民军担负训练工作。磁县沦陷。河北民军总指挥部转移到山西陵川县平城镇。朱程又随军到了平城。此时,中共北方局派张培农到河北民军工作。
1938年1月,河北民军副总指挥王长江率部到达林县合涧,组成了河北民军太行区司令部,并以军官教导团和干部养成所的部分学员为骨干,组建了河北民军第十大队,朱程任大队长。不久,第十一大队与第十大队合并,称河北民军第十一大队,朱程改任第十一大队大队长。为提高学员的军事素质,朱程亲自制定军事、政治教育计划,带领第十一大队全体学员到太行南区博爱县敌占区进行战斗实习。在博爱铁路线上,朱程带着学员打炮楼,破铁路,袭击敌人。接着又带领学员破坏敌人的通讯、交通设施,破坏平汉铁路,沉重打击了日伪军,有力提高了学员的作战能力。
实习结束,朱程与张陪农商议,决定用河北民军的名义,建立抗日武装,并决定派张陪农回西安,向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汇报工作,请求指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听了张陪农的汇报后,同意以河北民军为基础,建立抗日武装队伍。
1938秋,张荫梧在陵川平城建立河北民军晋察冀豫边区办事处,并将民军第十一大队扩编为民军第十一团,任命朱程为办事处处长兼第十一团团长。闻允志(中共党员)创建的民军第九支队同时编入民军第十一团,闻允志任团政治部主任。
闻允志在部队里建立了秘密的中共党支部,发展共产党员。还建立了民族先锋队组织,简称“民先”,吸收进步青年入队。朱程加入“民先”。民军十一团名义上属于河北民军,实际上是共产党所掌握的抗日武装。朱程率部队在辉县活动,配合八路军独立游击队,袭击辉县敌军。日军出动骑兵300余人,重炮7门,向民军轰击。朱程指挥两个中队在城西北袭敌背后,将敌围困。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4时,敌人发射炮弹200多枚,结果还是溃逃回城。这次战斗大大鼓舞了干部、战士和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1939年2月3日,《新华日报》报道了这次战斗消息。
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力量,朱程领导的平城边区办事处派出干部,与八路军独立游击支队组织联合民运工作团,开展民运工作,动员群众参军参战,训练抗日自卫队。
正当民军十一团蓬勃发展的时候,张荫梧彻底撕破了抗日的伪装,变本加厉地搞反共摩擦,袭击抗日民军,杀害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荫梧还派了一个反共老手高自登监视朱程的活动。高自登秘密向张荫梧报告民军办事处民运工作团和八路军游击支队工作团互相配合,开展群众工作。张荫梧听了恼羞成怒,于1939年2月下令调民军十一团北上冀西。
朱程率部到达冀西后,主动同地方党组织联系,表明自己坚持抗战、反对摩擦的立场,要求地方党组织给以帮助和支持。同时,他又主动和八路军冀西游击队取得联系,要求在行动上相互配合,相互支援。
民军十一团到宋家庄半个月,张荫梧命令十一团和驻在冀西的民军四团合并,番号为民军四团,任朱程为团长。混合改编,其目的就是要吃掉十一团。在严峻形势面前,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抗战,朱程同张荫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过据理力争,结果以连为基础合编。合编后,朱程控制了民军四团的指挥权,保证民军四团走上坚持抗日的正确道路,保住了这支抗日的人民军队。
部队合编后,朱程率部活动在内丘、赞皇、元氏等县,与八路军游击支队频繁联系,开展抗日活动。这些情况很快被驻在冀南的张荫梧知道。张荫梧以“扩编为旅,任朱程为旅长”作诱饵,调四团到冀南,想伺机除掉朱程。朱程识破了张荫梧的阴谋,不听从调遣。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张荫梧设计了“北店事件”,妄图除掉朱程。
1939年5月中旬,朱程为了加强民四团的骨干力量,同政治主任安道敦经过十几天的行程,来到陵川县平城镇边区办事处,从林县民运工作团抽调了一些学员,又把办事处和平汉路东民军一支队的一些干部、战士50余人集合起来,带回冀西民四团。朱程率队到了冀西内丘和临城交界的临城北店附近时,突然发现前面山头上有部队行动。从山上部队的服装和形迹中看出,这是民军五旅,情况异常。朱程当机立断,立即将队伍散开,利用隐蔽的地形进行喊话。这时民五旅的十几个人骑着马向朱程的队伍飞驰而来。朱程见势不妙,摘下眼镜,卸去皮包,把马匹交给警卫员,自己走到队伍前面。霎时,马队来到,一个领头的人问:“哪个是朱程?”身边的参谋急忙用手向后一指说,“他还未来,在后边。”那些人策马向后边跑去。朱程这时已经意识到这是张荫梧的反革命阴谋,很镇静地对身边的人说:“情况有变,我必须马上离开,赶回团部。他们再来找我,就说不知道。”说罢转入山后,利用有利地形,急步隐蔽行进,机智地脱离了险境。
50多名学员和干部、战士被缴械,第二天,安道敦被活埋。这就是张荫梧预谋制造的“北店事件”。
朱彭司令 书慰朱程
“北店事件”使朱程进一步看清了张荫梧的反动本质,更坚定了他脱离河北民军的决心。朱程赶回民四团团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揭穿民军五旅制造“北店事件”的真面目,严令部队**息,准备3天干粮。6月18日上午10时许,全团集合。朱程向干部、战士控诉张荫梧破坏抗日,积极反共,排除异己,蓄意制造“北店事件”的种种罪行,提出要找民五旅报仇,向他们要人要枪。动员后,朱程率领部队出发,向南转移。经过5天5夜的艰苦行军,抵达辽县梁峪村宿营,脱离了张荫梧的河北民军。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部队于6月30日到达了目的地——襄垣县强计编村,开始进行政治整训。
7月7日,全团召开“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朱程代表全团发表了脱离河北民军宣言,并通电全国,揭露了张荫梧的反动罪恶,宣布正式脱离河北民军。
朱德司令致朱程的信
民军四团脱离河北民军和朱程的正义行动,得到了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欢迎。1939年7月26日,朱德、彭德怀亲笔致信朱程,并盖上各自印签。信的全文如下:
朱程同志:
蒙派殷主任惠临面商,并出手书及各种文件,获悉贵部为统一战线而奋斗经过与目前状况,均极进步,有生气,甚为佩慰。
关于贵部今后努力之任务,经与殷主任详谈,目前主要进行巩固部队工作,加强军事政治教育,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有坚固政治基础,发展方易。本部如能所及,当尽量帮助。敬祈吾兄能来本部晤谈一次为盼
专复并致民族解放敬礼
朱 德
彭德怀
随后,八路军总部派朱光到强计编村,代表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和中共北方局,对民四团进行慰问。宣布从7月1日起,民军四团所需的被服、粮食、菜金、生活补贴等,全部由八路军总部供给。朱光的讲话,进一步增强了全团官兵的信心,鼓舞了斗志。
8月上旬,朱程亲自到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谒见了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受到两位首长的亲切接见,并进行了热情的交谈。同时,商讨了部队的整训计划、番号、今后行动方向和任务等问题。8月23日,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再次亲笔致信朱程,表扬朱程积极进行部队整训,经常率部游击袭扰敌寇。并派罗晓晖带给部队2000元作补充之用。
1939年8月,经八路军总部批准,以民四团为基础,建立了华北抗日民军,朱程任司令员,由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直接领导。9月,党组织根据朱程的一贯表现,经过考察,认为他已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经朱德、闻允志的介绍和中共中央批准,朱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狮山伏击 重创日寇
白晋公路上的夏店,是日本侵略军的一个重要据点,驻有500余人的一支精锐部队。八路军前方指挥部指示华北抗日民军“在白晋公路上寻机打击日寇”。为深入敌占区打击敌人,朱程作了周密的部署,向二连连长孙祖涵和指导员王凡传达指挥部的指示,介绍了襄垣县周围的敌情,部署了战斗任务。之后,他又亲自带领孙祖涵和警卫员,化装成农民模样,沿白晋公路到夏店附近进行侦察。用了两天一夜的时间,详细地观察了地形、地物,摸清日军兵力部署和活动规律,甚至对夏店至北山据点路段敌人的换岗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做到了心中有数。并提出在北山下面的狮山公路上伏击敌人。
侦察回来后,朱程不顾疲劳,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对伏击战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征求大家的意见,然后进行战斗动员。9月28日夜,部队轻装出发。经过急行军,于次日凌晨4时到达狮山,悄悄地进入设伏阵地。早晨5点多钟,从夏店方向传来隐约的马达声。这时,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握紧枪杆和手榴弹,目光死死地盯着汽车射出来的灯光。不大一会儿工夫,在狮山下公路转弯处,出现了一辆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日本鬼子大卡车。紧接着接连驶过来10辆大卡车,车上载的全是日本兵。鬼子们有的在吸烟,有的在说笑,毫无戒备。正当敌人的汽车全部进入伏击圈时,二连连长孙祖涵大喊一声“打!”手榴弹像冰雹似地掷向汽车,在车上开花,汽车着火燃烧,敌人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没有招架之力,嚎叫着逃命。战士们像出弦的箭,扑向敌人,拼力冲杀。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仅10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敌人只有一辆汽车冒烟逃跑,9辆炸毁,死伤120余人,缴获枪支80余支,以及弹药等军用物资。
天将拂晓时,北山的敌人出动,轻重武器一齐向狮山压来;夏店的敌人也倾巢出动,乘着汽车迅速赶到狮山脚下。朱程指挥一连、三连,居高临下,奋力阻击敌人,击退了几次进攻,战斗十分激烈。经过一场恶战,敌人丢盔弃甲,又死伤了无数。日军不知设伏部队虚实,只得狼狈逃回。这次战斗打得鬼子失魂丧胆,龟缩在据点一连数日不敢出来。
狮山伏击战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部队指战员的斗志。
九峰剿匪 威震太行
1939年11月,华北抗日民军奉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的命令,重返豫北地区的林县,在豫北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开辟太行南区抗日根据地。华北抗日民军驻扎在河南林县秦家坡村。有一天,爱国人士张赐公带领九峰山地区的代表,乘黑夜偷偷下山,找到了华北抗日民军司令部,要求见朱程司令员。张赐公等力诉董良俭匪帮在九峰山残害百姓的罪恶,要求派部队进山消灭这股土匪,为民除害。同时呈上辉县和九峰山地形图,表示愿意为部队带路。并说抗日民军不答应消灭土匪,他们坚决不回山村。
朱程答应了代表们的要求,决心要消灭这股祸国殃民的土匪,详细询问了九峰山的地理环境和匪敌兵力部署,并报告了前方指挥部。
九峰山盘踞着国民党第二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第八支队(简称八支队),匪徒近2000人。八支队司令董良俭,本是个开饭铺的小生意人,因为一些土匪常在他饭铺吃住,董不收饭钱,跟一些土匪混熟了,且很受匪徒的敬服,后来成了匪徒的窝主,被尊为“大哥”。
董良俭到处招兵买马,招降纳叛,队伍逐渐扩大,占山为主,当上了司令,独霸一方。后被国民党收编,号称八支队。这股土匪到处抢男霸女,敲诈勒索,派粮派款,横行乡里,九峰山百姓深受其害,对这股土匪恨之入骨。
1940年1月下旬的一天,朱程在司令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研究攻打九峰山土匪的作战方案。认为九峰山山高岭峻,悬崖峭壁,地势险要,关隘狭窄,且土匪兵力超过华北抗日民军3倍。匪徒凭藉天险,易守难攻,要彻底消灭这股土匪队伍,难度相当大。朱程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只宜智取,不可强攻,确定了奇袭九峰山作战方案。并在会上进行周密的部署。
1月28日晚8时许,华北抗日民军从秦家坡出发,沿着九峰山后陡峭的羊肠小道疾进。当民军一路前进时,突然被一道丈余高的石墙挡住去路。广大指战员为民除害心切,再大的困难也不怕。带路的乡亲将战士一一扶过石墙,克服了路障的阻挡,战士们加速前进,天色微明时,摸上了九峰山的制高点——王莽岭。
王莽岭只有十几户人家,土匪只有两个班兵力,因天寒冷,哨兵正在屋里睡觉,先头部队的战士摸进屋子,活捉了哨兵,并由哨兵带路,迅速冲进营房,俘虏了土匪,收缴了枪支。紧接着要消灭另一个班匪徒,却被发觉。正当匪徒要开枪阻击时,一名战士敏捷地向屋内扔了一颗手榴弹,一声爆炸,战士们迅即冲进屋里,大喊“缴枪不杀!”匪徒不敢抵抗,跪地投降。就这样用一颗手榴弹拔除了董良俭设在王莽岭的前哨据点。
占领了制高点王莽岭后,部队向九峰山挺进。朱程将部队分成两路,一路南下,堵住敌人溃逃的道路;另一路向东,直奔九峰山。朱程带领部队南下,攻打石板河。石板河是通往匪司令部的要道,驻守匪徒一个营。华北抗日民军进入石板河,迅速包围匪徒,发起了进攻。匪徒守住营房,负隅顽抗。警卫员王田一梭子弹扫射了屋子,紧接着队伍冲了进去。匪徒惊慌失措,缴枪投降。
接着部队顺山而下,攻下张沟,俘虏匪营长以下100余人,枪数十支。部队拿下柳树崖等村庄后,快速前进,一路势如破竹,堵住了匪徒们逃跑之路。朱程命令一部守住山口,亲率一部会攻匪首巢穴——暖璋阁。
华北民军另一路,打进九峰山村,消灭了沿途的土匪,俘虏300余人,缴枪300余支。
第二天拂晓,部队直插盘踞在暖璋阁的董良俭匪司令部。暖璋阁座落在九峰山的一个山坳里,东西两面悬崖峭壁,地形险要。董良俭负隅顽抗,据险死守。九峰山土匪本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遭突袭后成了惊弓之鸟,抵挡不住抗日民军的猛烈炮火,死伤无数。经过半天的持续战斗,部队攻入了暖璋阁,活捉了董良俭,山上土匪全部歼灭。由匪副司令带领的住在山下的一支匪兵,闻风逃散。
九峰山剿匪两天一夜,歼灭土匪八支队,俘虏1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000余件,而华北抗日民军无一伤亡。九峰山战斗的胜利,周围30多个村庄获得解放,打开了从山西陵川经辉县到豫北平原的通道,为后来的八路军二纵队东进冀鲁豫边区,开辟了一条通行无阻的道路。
东进豫北 保卫沙区
1940年初,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华北抗日民军正式编入八路军第二纵队,番号为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朱程任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旅长兼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从5月到12月,朱程亲自指挥大小战斗50余次,在“五陵集突围”、“五五”反“扫荡”、讨伐石友三部及反击敌人秋、冬两次大“扫荡”中,消灭日伪军近1000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1941年1月,日本侵略军入侵冀鲁豫边区根据地,日军达5000余人,设据点113处;伪军20000余人,设据点130处,并修筑公路25条。此外,还有国民党顽军高树勋、孙良诚等部和土杂部队共50000余人,配合日伪反共。根据地军民处于日伪顽三面夹攻之中,环境非常艰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区军民以强烈的民族气概,以斗争求生存,经受了抗日战争最严峻的考验。4月12日,日军三十五师团、独立混成旅团及伪军1万余人,在飞机、坦克、战车的配合下,对冀鲁豫边区沙区根据地展开了一次毁灭性的“四一二”大“扫荡”。“四一二”大“扫荡”,敌人不放过一村一寨,一家一户,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烧毁房屋5万余间,杀害民众4000余人,枣树被砍10万株,粮食大部被毁,牲畜大部被杀,沙区人民的生产、生活资料被抢劫一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中心区遭到严重破坏,抗日游击战争面临很大困难。次日,事先集结的日伪军1万余人,兵分五路,以合围之势,向沙区根据地扑来。敌人配有骑兵1200余人,大炮20门,坦克120多辆,飞机两架,并驱使反动会道门、土匪配合,来势凶猛。朱程一面指挥部队隐蔽;一面掩护群众转移。14日,部队在阎高固沙窝又被敌人发现。待到敌人调集日伪军准备合围时,朱程已迅速率部向西转移,摆脱了敌人。日军两次合围扑空,兽性大作,在沙区中心区开始了“篦式”、“网式”大“扫荡”,所到村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白天浓烟滚滚,夜里火海一片。朱程率领分区机关部队和群众3000余人,经韩村集伪军据点向东转移。韩村伪军以为是边区主力部队,不敢开枪阻拦。第二天,安全地转移到“扫荡”圈外。
为扭转被动局面,经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指挥部批准,鲁西地区并入冀鲁豫边区,朱程领导的第一军分区改为第五军分区,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旅长朱程兼第五军分区司令员。
12月28日,日军30余人,由中队长带领,在伪军一个团500人配合下,进入顿邱县顺河集一带抢掠,企图设立据点。当天上午11时开始,分区部队同敌人展开争夺战,打了两个多小时,打破了敌人的阻击,冲向村内。为了集中力量首先消灭伪军,部队对日军采取佯攻,并在南面留下缺口,诱敌外撤,在村外歼灭。
分区部队在朱程指挥下,组织突击队,用集束手榴弹轰炸敌人占据的高房。在强大火力攻击下,伪军死伤100余人,军心动摇。日寇见伪军战败,随即向外冲出。分区部队佯装撤退,日寇追到村外,被分区基干团包围。伪军见援军未到,向东南方向突围,冲出村外。在参谋长的指挥下,基干团和民一团战士端起刺刀,同敌人拼杀。民一团的连长马福顺端起机枪,向冲来的鬼子扫射,机枪一响,六七个鬼子倒下,日寇中队长当场毙命。伪军见日寇中队长丧命,军心大乱,四处奔逃。经过6小时的激烈战斗,歼灭日寇中队长以下36人,毙伤伪军营长以下15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步枪、手枪200余支。这次战斗胜利,受到军区通令嘉奖。
距离沙区根据地北面10余里的东庄是个大据点,驻扎着李英伪军第一军军部,它经常配合日寇对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对根据地的威胁极大。五地委和五分区领导早就决心要狠狠打击李英的反动气焰。
1942年11月,李英指挥伪军5000余人,分五路对沙区根据地进行掠夺性的“扫荡”,抢劫粮食,进逼沙区中心区。朱程决定以县、区武装为主,在民兵模范班、自卫队的配合下,集中主力民一团、基干团和教导队,消灭中路伪军主力。11月11日上午,民一团以小部队袭扰麻痹敌人,边打边撤,引诱敌人前进。敌人以为正面没有边区主力部队,就尾追小部队不放。到下午3时,一部分敌人继续前进,另一部分占领一些村庄,到群众家里抢掠财物。这时,朱程下达反攻命令,民一团3个连左右开弓,战士们像脱弦的利箭,端着刺刀向敌人冲去。一小时后,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突然敌人的侧后响起枪声,埋伏在东西侧后的基干团和教导队冲杀出来,战斗在七、八里范围内全面展开。正在抢掠财物的伪军,遭到突然而来的迎头痛击,又不知边区部队有多少兵力,即溃散逃窜。在村东头寺院中的伪军又中埋伏,被打得晕头转向,也狼狈逃散。基干团两个连截住敌人的退路,并用机枪猛射,敌人死伤累累,伪旅长唐海亭当场击毙。下午5时,战斗结束,共毙伤和俘虏伪军近1000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等战利品。
1990年杨得志将军为朱程烈士题词“铁军将才”
杨得志司令员作过如下评价:“东庄一役,打击了伪军李英进攻根据地的猖獗,保卫了群众的利益。朱程同志一手栽培壮大的民军,就从此建立了高度的威信。”并说:“朱程同志率领的民军到达沙区后,在与当地群众密切携手下,英勇作战,成为开辟与坚持沙区根据地的一支强大力量。”
1940年5月至1942年12月,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朱程领导的华北抗日民军一旅和军分区所属部队,以沙区根据地为中心,经历了大小战斗100余次,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沙区根据地,威震豫北平原,堪称一代将才。
开辟曹南 血战王厂
1943年5月,朱程奉命调往鲁西南,任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
同年夏,蒋介石命令第二十八集团军李仙洲部,配合伪军二十七军杜淑部,从东西两面夹攻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为了保卫边区,保护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冀鲁豫军区决定兵分两路,反击李仙洲和杜淑的进攻。
朱程率五分区部队投入这次战役。他指挥十九团、二十一团,骑兵团等三个团的兵力,对李仙洲部发起强大攻势,迫使李仙洲指挥部后撤。8月上旬,先是消灭李仙洲部的一个连,而后,在曹县东南又歼敌300余人,顽军惊慌逃窜。这次反击战从6月下旬开始,进行大小战斗69次,毙伤敌人1450人,击毙参谋长1人,击伤师长1人,俘获纵队司令员以下官兵3570余人,缴获迫击炮3门,重机枪6挺,轻机枪88挺,掷弹筒28个,长短抢3250支,子弹14万发,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彻底粉碎了李仙洲侵占冀鲁豫边区根据地的阴谋,开辟了南北宽100里,东西长140里的新区,对于保卫冀鲁豫边区和华北、华中枢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这次战役中,朱程指挥大小战斗20余次,歼灭了大量顽军,为坚持和开辟鲁西南根据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9月,根据军区关于日军即将进行大规模“扫荡”的指示,五地委和五分区决定,将全区的抗日武装组织成3个梯队,坚持斗争。并发动群众进行空室清野。
9月下旬开始,日本侵略军集中3个师团和1个骑兵旅团共1万余人,配以汽车271辆,坦克9辆,飞机3架,兵分10路,进攻鲁西南的单县和曹县东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秋季大“扫荡”,实施了所谓“铁壁合围”、“辗转抉剔”,妄图摧垮边区根据地。
敌人开始进攻的重点是西湖地区的单县。冀鲁豫军区指示朱程的五分区部队在曹县东南活动,相机打击敌人,以牵制和分散日军的兵力,减轻西湖地区三分区军民的压力。
一天,朱程接到军区紧急指示,要把敌人牵到五分区这边来,好让三分区的同志们喘口气。
朱程和专员袁复荣商量决定,派曹县武委会主任郑美臣等率领民一团第四连、曹县基干大队和骑兵一营一部,立即驰往单县牵引敌人。
9月28日早晨,侦察员报告,距大堤约8里的地方有日军骑兵活动,并向五分区部队左侧迂回。郑美臣率领的部队赴三分区“牵牛”成功,异常残酷的战斗旋即开始。
日军骑兵第四旅团和步兵第十混成旅团共3000余人,在伪军的配合下,突然对王厂地区形成了东北、东南、西南的三面包围,形势十分危急。朱程命令部队向根据地边缘靠近,避开合击,而后插到敌占区活动,以牵制敌人大“扫荡”目的。
正当部队行动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敌人的骑兵迅速迂回到部队集结地的左后侧,一队日本骑兵冲上了堤口,守堤的二十一团一个连抵挡不住。特务连一个排冲上去抢夺堤口,因敌众我寡,没有夺回。
民一团指战员奋起冲锋,无数手榴弹扔向敌阵,卷起团团烟雾,敌人的战马嘶鸣,骑兵倒地。眼看敌人一片惊乱,朱程下令五分区骑兵连战士挥起马刀,冲入敌阵,挥刀砍杀,侵略者一个个地成了刀下鬼。敌人见势不可挡,即令炮兵打炮,霎时间,民一团一些干部和战士相继阵亡,战马死伤不少。接着,日军骑兵第四旅团和步兵第十旅团,还有伪军配合,总兵力约六七千人,从西边、东北方、西南面包抄过来,五分区部队已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朱程沉着指挥战斗,号召将士要战胜困难,突围出去。并下达决战命令:民一团4个连向西北方向突围出去,向根据地中心区转移。命令骑兵连三排长带领三排的人员和一、二排的马匹,向根据地魏湾方向突围。留下一、二排的干部战士徒步作战,随朱程行动。在朱程的指挥和掩护下,民一团一、二、三、五连和骑兵连三排,突出敌人的包围圈。
朱程率领100余人的队伍,向王厂村急进,决心占领王厂,坚守抗敌,伺机突围。一直冲了二、三里地,拚力要夺回王厂据点。可是,敌人已抢先一步,占据了王厂。两侧的敌人又迂回包围过来。尾追的敌人紧紧咬住不放。朱程的部队四面受敌,前进无路,后无救兵,进退艰难。冲在最前面的骑兵连战士,怒气冲天,同仇敌忾,集中全部火力,向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向王厂西南方向的郑庄突进。朱程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带领部队同郑庄之敌展开激烈巷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因四面的敌人蜂拥而来,部队难以冲出重围,便抢占了一座土围子,据守抗敌,坚持到天黑再行突围。
上午10时半左右,敌人对土围子实行了层层包围。郑庄的敌人首先发起进攻,约有30多名敌人从东南方向发起猛烈攻击,10余名日本鬼子冲在前面。等到敌人冲到土墙前30米光景,部队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冲在前面的10个鬼子纷纷倒地,后边的敌人就不敢前进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给打下去了。
敌人第二次又冲上来了, 战士们以强大的火力,杀伤了大批敌人,把冲在前面的日军压了下去,打退了敌人的第二次进攻。
大约中午时分,敌人发起了第三次进攻,部队战士集中火力,猛烈反击,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10倍以至百倍的代价。就在这时,从东南方向杀出100余敌人,组成扇状队形,汹涌过来,并向围子投掷手榴弹。三班和六班战士向敌人投掷集束手榴弹,并以步枪、机枪的密集火力,向逼近的敌人扫射,敌人一批又一批倒下。六班的机枪手中弹牺牲,副连长拿起机枪扫射,敌人肉飞血溅,死伤无数,战斗进入白热化程度。敌人众多,一批接着一批冲杀上来,有的甚至爬上土墙,战士们眼都看红了,用刺刀狠狠地把趴在墙上的敌人捅下去,墙外的敌人在强大火力杀伤下,也无法前进半步,日军少尉和伍长当场击毙,敌人陈尸累累,丢下数十具尸体,狼狈败退,终于击退了敌人的第三次进攻。
中午后,正当朱程在调整组织,准备继续战斗时,敌人的兽性大发,向土围子释放毒气瓦斯,围子里毒烟笼罩。苦于土围子里又没一滴水,战士们撒尿打湿毛巾捂着鼻子同敌人战斗,拼死杀敌。有的战士把刺刀拼弯了,就用枪托打死敌人,终于把突入院内的敌人全部消灭。此时,能坚持战斗的只剩下30多人。
到了下午4时许,敌人突然向土围子实施炮击,在轻重武器的掩护下,从四面向土围子发起了进攻,这是敌人最后一次进攻。敌人成群结队向土围子猛冲,所有能用的武器一齐向围子**击,南面的土墙被炮火轰坍一段,战士们又有三分之一伤亡,子弹打完,已经没有反击能力。大批敌人狼嗥虎叫冲了进来,战士们鼓起勇气,用尽平生的力气,与敌人展开了残酷的生死搏斗。朱程早在上午10时,左胸中弹负伤,他抱着与阵地同存亡的决心,指挥战斗,誓死抗敌,打退数十倍敌人的疯狂进攻。到了报效祖国的最后一刻,他带着警卫员王田,高喊着向敌人冲去,刚跑出土墙10多米,再次中弹,英勇牺牲,壮烈殉国。
1943年12月23日,在山东曹县安陵固堆举行盛况空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朱程等在王厂战斗中壮烈殉国的烈士。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领导、群众团体、学校师生、战斗英雄、地方士绅及朱程夫人郝淑斋、女儿庙生等6000余人参加追悼大会。边区党政军领导发表了沉痛而又激动人心的讲话和悼念文章。杨得志司令员说:“五分区司令员朱程同志,不幸于此次反“扫荡”战役中光荣殉国。噩耗传来,精神上顿觉如有所失,历时逾月,仍萦怀未已。我深深地感到朱程同志的牺牲,是我中华民族失一将才,边区部队失却了一个良好的指挥员,我党损失了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干部。”杨得志司令员说“我们拥有像朱程同志这样军政双全的指挥员,是足以自豪的。因此,在他牺牲的时候,就感到无限的哀痛与伤悼!而朱程同志以及和他一起殉国的烈士们的这一笔血债,一定要在日本法西斯匪徒身上取得补偿!为此,我号召:边区部队军事指挥员们,要学习朱程同志坚定、勇敢、沉着的战斗精神,提高军事技术,报复日本法西斯匪徒所加于我们的灾难和危害,为朱程同志及死难烈士血仇。”朱程夫人郝淑斋发表了情意深长的悼念朱程的长诗。参加追悼大会的各界人士和群众,热泪盈眶,无限悲痛。
1945年1月,鲁西南烈士陵园朱程烈士墓碑落成,并记录着朱程的光辉业绩。
1965年,朱程烈士的遗骸迁往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朱程烈士,永垂不朽!(黄敬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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