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矿产是实现能源资源转型和发展新兴产业的核心要素之一，因空间分布不均和不可或缺性，导致其被赋予地缘政治色彩，成为当今世界大国竞争和博弈的重要焦点。我国在确保部分关键矿产资源安全方面仍存在对外依存度较高、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大等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我国关键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高。随着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全球对关键矿产的需求快速增长，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我国一直是矿产资源第一消费大国，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对关健矿产的需求量仍将持续增长。根据自然资源部厘定的关键矿产清单，我国有17种关键矿产对外依存度超过40%，钴、镍、锰等与能源转型密切相关的关键矿产对外依存度更是超过了80%，这些矿产主要来源于刚果（金）、秘鲁、缅甸等第三世界国家。

二是环境风险管控不足导致我国在海外矿产投资开发过程中较易引发国际争议。我国企业在海外矿业投资中较多关注矿床自身质量，对当地矿产开发环境、政策等了解不够深入，另外由于配套措施不完善等多种原因，项目投资失败或存在重大潜在危机，甚至因矿产的投资与开采引发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

三是欧美矿产战略调整对我国关键矿产资源安全构成威胁。关键矿产安全事关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已由产业问题上升为国家战略问题。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关键矿产安全，纷纷调整相关战略打造可持续关键矿产供应链计划，国际矿产战略的调整加剧了我国获取境外关键矿产资源的风险，关键矿产供应形势不容乐观。

因此，维护关键矿产资源供给的安全稳定，亟须尽快加强关键矿产海外项目的环境风险管控。为此，建议:

一是解决“九龙治水”问题，成立战略性矿产委员会。关键矿产已成为大国政治博弈的工具，必须站在国家安全的角度高度重视。矿产资源安全问题涉及面广，相关职能分布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外交部、国家能源局等众多部门，为解决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九龙治水”的问题，建议在国家层面成立战略性矿产资源委员会，着力建立矿产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统一法规体系，管理和约束企业海外行为，加强绿色矿业和循环资源利用的研究与推广，守住中国矿业走出去的绿色底线，确保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安全。

二是预防环境及社会风险，加强供应链尽责管理。确保企业遵守《经合组织指南》，对未能进行充分的供应链尽职调查、未能采取缓解和补救措施的企业予以处罚。制定并执行要求进行矿产供应链尽职调查的法律法规，其中包括与《经合组织指南》一致的报告要求以及对精炼企业和冶炼企业年度报告的独立审计，以帮助防范中国企业的海外矿产贸易有可能造成的社会和环境负面影响；扩大未来实施的上市公司和债券发行人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范围，将报告社会和治理问题也纳入其中。

三是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提升资源全球配置力。在全球矿产供应领域深入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议通过广泛开展国际矿业开发合作解决关键矿产供应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聚焦“一带一路”倡议，以非洲、南美洲、中亚、东南亚等沿线发展中国家为重点，利用技术、资金和市场优势，坚持负责任开发和互利双赢原则，构建绿色、开放、开持续的国际矿业合作统一战线，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稳定海外关键矿产资源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