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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峰: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历史道路和优良传统(二)


 
    第二个问题:邓演达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的革命政党。

    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提出要建立新的革命政党,那么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的革命政党呢?因为邓演达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拥护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所以邓演达要建立的新的革命政党,就是能够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政党。

    1、邓演达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忠实拥护者。

    邓演达1895年3月1日出生于广东惠阳,正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年代,家乡广泛流传孙中山革命的传奇故事,邓演达自幼立志做革命党人,报效国家。1909年至1919年,邓演达先后在广东陆军小学堂、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在学习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庚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等。10年的军校学习和3次革命活动实践,使邓演达在革命理论、军事理论、道德情操、文化修养、组织能力、实践经验等诸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0年,25岁的邓演达投身孙中山直接领导的军队——援闽粤军。在援闽粤军中,他忠勇奋发,品德高尚,展现出优秀的军事才能和政治素质。在孙中山指挥北伐军回师广东靖难,在讨伐陈炯明、沈鸿英叛变、巩固广东国民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战功显赫,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与赏识。

    陈炯明大家都比较清楚。沈鸿英,在这里介绍一下。沈鸿英在平定陈炯明叛乱中是有功的。孙中山重返广州后,进驻大元帅府,亲自掌握军政大权,让沈鸿英的部队驻在肇庆至梧州一带。但到1923年4月,沈鸿英在肇庆叛变,孙中山调兵平叛。在平叛的过程中,邓演达立了很大的功。

    所以孙中山说:“干革命,有两达,革命有希望。”他说的“两达”指的邓演达和张民达。张民达是孙中山直接领导的粤军第二师师长,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革命军事家。

    孙中山把自己亲自签名的照片赠与邓演达,还专为邓演达书写了一幅对联:“养成乐死之志气 革去贪生之性根”。可见孙中山对邓演达的器重和关怀。

    2、邓演达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

    邓演达受孙中山之命筹备黄埔军校,为七位筹备委员之一。邓演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队长、教育长等职,忠实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尊重苏联顾问,重用共产党人,与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真诚合作,亲密无间,成为国共合作的典范,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拥护者。

    在北伐前组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时,邓演达经常邀请周恩来、恽代英、郭沫若等以个人身份参加讨论有关组织、运动、宣传等计划方案,许多方案出自周恩来之手。邓演达极其佩服周恩来,他曾经对郭沫若说:“实在羡慕恩来的计划性和组织能力。”邓演达领导的总政治部成为国共合作的楷模,孙炳文、郭沫若等大批共产党人都是总政治部的骨干。

    郭沫若大家都很熟悉,在这里单独介绍一下孙炳文。孙炳文,1885年出生,1927年去世,四川南溪县人。192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等职。1927年4月16日,孙炳文在取道上海前往武汉时,由于叛徒的告密,被敌人逮捕,4月20日在上海被敌人杀害。

    在北伐战争期间,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还亲任重大战役的指挥,在攻占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等重要战役中,直接参与指挥工作,为消灭北洋军阀主力建立了卓越功勋。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邓演达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等20多个职务,领导着新生的革命政权,是武汉地区党政军的中枢人物,展现了出色的领导才能。为将汉口、九江英租界收回中国政府管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主政武汉期间,邓演达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坚决同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作斗争。“4.12”反革命政变后,邓演达和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一起,继续坚决维护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在武汉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蒋介石的运动。邓演达与共产党人共同努力,推动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作出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罢免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一切职务的决定。

    邓演达特别重视农民运动。总政治部每周六下午都举行农民土地问题讨论会,要求政工干部及军事干部都要推动农运工作。邓演达同毛泽东同志等人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来毛泽东同志回忆说:“大革命时期搞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与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周恩来也说过:“当他(邓演达)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彭述之。彭述之,1895年出生,1983年去世,湖南邵阳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莫斯科支部负责人之一。在中共四大、五大相继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因不同意中央的路线,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先后流亡越南与欧洲。1973年移居美国。1983年病逝。

    中共中央领导人对邓演达的人品给予高度评价。1961年,毛泽东在与周谷城谈话时说:“邓演达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1961年,朱德为邓演达殉难三十周年的题词:“择生先生在大革命时期艰苦奋斗并最后为反对蒋介石集团而英勇牺牲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怀念的。” 1944年,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说:“(邓演达)这个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1985年在纪念邓演达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薄一波代表中共中央在座谈会上讲话,称邓演达“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平等、自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一名优秀战士”。

    正是因为邓演达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拥护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所以他不能容忍国民党右派势力篡改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他要建立新的革命政党,坚持孙中山的路线,坚持国民革命的道路,继续完成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

    3、邓演达提出建立代表平民利益的新的革命政党。

    邓演达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集中体现在他创立的“平民革命”的理论上。

    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蒋介石以“煽动暴乱”罪名通缉邓演达,机枪已对准邓演达的住处。邓演达深感大革命的失败已无可挽回,离开武汉,前往苏联,寻求苏联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支持。

    在苏联,邓演达开展了对苏联革命与建设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分别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交换意见。但邓演达关于中国国民革命的想法不为苏联领导人所认可。邓演达一方面对国民革命在苏联得不到同情和支持感到失望,一方面认为俄国革命的经验不适合中国国情。

    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

    此处提到的陈友仁,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陈友仁,1875年出生,1944年去世,祖籍广东兴梅,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1922年起任孙中山外事顾问、英文秘书。1926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1931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先后任广州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福建事变”失败后流亡巴黎。1938年回到香港参加抗日活动,香港沦陷时被日军拘禁押解到上海,多次拒绝参加汪伪政府。1944年在上海病逝。

    《莫斯科宣言》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表达了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寻求民族解放,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心。

    1927年底,邓演达前往德国继续寻求中国革命的答案。

    在德国,邓演达大量读书学习,对历史、经济史、经济学、政治制度、各国政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按照他自己的话就是“做革命理论的研究,探索中国革命的道理”。

    在国外考察期间,邓演达坚持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革命道路,坚持广泛联系同志,探讨革命问题。邓演达在国外考察的近三年时间里,先后到了苏联、德国、挪威、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士、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印度等不同类型的欧亚国家,一方面博览群书学习研究,一方面深入基层考察调查,了解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情况,以及工人、农民、市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做了大量的笔记,积累了大量知识,为寻求中国革命道路,锲而不舍,勇于探索,形成了他的“平民革命”思想,创立了“平民革命”理论。

    邓演达“平民革命”理论的主要内容是:

    关于哲学思想:坚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

    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是一个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此,可以不必经过资本主义革命,不必在形成发达的资本主义之后再进入其它社会形态。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其实质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

    关于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地主阶级统治,建立以工农为重心的劳动者政权——平民政权。

    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最终实现社会主义。

邓演达“平民革命”理论,体现在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的农工党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按照邓演达的说法,党纲的核心可以归纳为三句话:“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

    因此,邓演达要建立的新的革命政党,不完全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基本上是延续了孙中山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的四个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性质。四个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邓演达强调:要以“工农为重心”。

    邓演达的“平民革命”思想,强调以“工农为重心”,是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发展。邓演达的“平民革命”思想,有旧民主主义革命因素,也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因素,有较强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正如邓演达的追随者和战友,农工党中央原主席季方,在回忆与邓演达共同建党的历史时说:“邓演达的许多革命主张和实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的分析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