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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峰: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历史道路和优良传统

来源:农工党中央  时间:2015-11-11 10:36:00  编辑:胡文生

 
 
——在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
第十一次会议上的专题报告
2015916日)
刘晓峰
 
各位常委、同志们:
我党自193089日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85年的风雨历程。85年来,走过了一条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深厚情谊和亲密合作的关系,中共中央对我党的历史给予很高评价:
20108月,中共中央在致我党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的贺词中说:“中国农工民主党自1930年成立至今,走过了一条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形成了爱国革命的优良传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201212月,中共中央在致我党十五大的贺词中说:“中国农工民主党具有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1930年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农工党中央领导人带领广大成员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团结奋斗,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走过了不断追求进步的光辉历程。”
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是对我党爱国革命光荣历史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我党广大党员的巨大鼓舞。
我党的历史是一部具有丰富内容的教科书,在中国民主党派发展史中也有独特的代表性。系统回顾我党走过的85年历史道路,对于坚定理想信念、强化政治责任、指导今后工作,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考虑到常委同志们对党史都是熟悉的,都有很深的研究,因此,我从党史中选择了五个方面与大家共勉。重点讲五个问题。
1、中国农工民主党建党的背景。
2、邓演达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的革命政党。
3、中国农工民主党怎样从一个以平民革命为纲领的革命政党,演变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党派?
4、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工民主党怎样从一个成员构成比较复杂的民主党派,发展成为以医药卫生、人口资源、环境保护领域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界别的民主党派?
5、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优良传统。
第一个问题:中国农工民主党建党的背景。
农工党是在国共两党合作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为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继续领导国民革命而建立的革命组织。因此,了解农工党的历史,首先需要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了解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了解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1、孙中山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提出“三民主义”伟大理想。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家。近代中国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是孙中山1894年建立的。中国的第一个全国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是孙中山1905年建立的。“中国同盟会”确认其政治纲领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这十六字纲领被解释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领导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仿照西方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代议政治原则,建立多党制模式的政治制度。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民众结社组党的权利,给政党的组建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并规定10个月内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组织内阁。一时间,在中国兴起了一个组建政党、争取政治权利的高潮。有人记载,当时中国出现的政党多达300余个。后来经过分化组合,形成了30多个有一定力量的政党,其中最大的政党,是以中国同盟会为基础组建的国民党。
由于中国同盟会为推翻封建王朝、建立中华民国进行了长期的奋斗和牺牲,在全国有重大的影响,因而得到民众的信任,在中华民国参众两院的870名议员的选举中,国民党获392名,占议员总数的45%以上,成了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在选举中获胜的国民党上下一片欢腾,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踌躇满志,积极准备组织国民党的责任内阁。     
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已经担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对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感到极大威胁,担心国民党不选自已为“正式总统”,担心国民党组阁。为此,袁世凯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一是暗杀宋教仁。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惨遭暗杀。二是鼓动三个比较大的政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合并为一个党,叫进步党。这样,国会原来的四大政党并存的格局,就转化为国民党与进步党两大党对峙的格局。三是对国民党议员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分化瓦解,短短两个月,国民党被分化流失的议员达100多名,大大削弱了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力量。
通过上述措施,国民党不得不放弃组阁计划,宣布可“由他党组织内阁”。但袁世凯仍然担心不能选上“正式总统”。于是,借口国民党反对政府,大肆逮捕国民党议员。
在袁世凯胁迫国会议员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后,袁世凯感到国会对他已经没有太大的利用价值,采取措施逐步解散国会:一是下令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的议员证书。被追缴的证书超过国会议员总数的一半,国会只能休会。二是下令组织政治会议,以取代国会。三是以政治会议“决议”为名,下令解散国会,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停止国会议员职务,将残存的国会议员资遣回籍,并接收国会住所。
随着国会被取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被废止也标志着中华民国初年试图引入西方模式的“多党政治实践的彻底失败。
袁世凯取消国会,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走向独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想没有实现,孙中山坚持开展斗争,先后开展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坚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护法战争等等。但这些斗争都没能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想。
2、孙中山继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三大政策”。
辛亥革命,完成了推翻封建王朝、废除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的任务,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孙中山呕心沥血,继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给孙中山带来希望和信心。孙中山开始将向西方学习的目光转向俄国学习,希望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中找到中国革命的出路。
孙中山与列宁联系,秘密会见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建议。
为了国共合作,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主要是增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对中国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经过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其中也有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获得了新生,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国共合作的形成,揭开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篇章,迎来了孙中山盼望已久的国民革命新高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向前发展。创办黄埔军校、镇压商团武装叛乱、征讨军阀、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等,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特别是国共合作开展的北伐战争,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正确的行动方针,很快就歼灭了北洋军阀的主力,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
随着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和右派进一步分化。1927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开创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
正是在这一年,爆发了“八一”南昌起义。“八一”南昌起义,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来的对于反革命暴行,尤其是对于“七·一五”汪精卫背叛革命对共产党员大屠杀的一次反击。“八一”南昌起义的提出人,是李立三、邓中夏和谭平山。后来他们在九江开会,开会的人增加了恽代英等人。然后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共中央同意举行“八一”南昌起义,派周恩来担任前敌总指挥。所以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了“八一”南昌起义。“八一”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国际共产运动对周恩来、章伯钧等人有一个处分意见——记过,但是对谭平山是开除党籍。在这种情况下,谭平山和章伯钧准备重新组建一个党。章伯钧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和邓演达一起,组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3、国共合作开展的大革命失败后,国民革命力量分裂。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集团,窃取了北伐战争的成果,窃取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右派集团控制的国民党蜕变成为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政府,举起“苏维埃”旗帜,领导工农群众独立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力量,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酝酿建立新的革命政党,继续领导国民革命。
第二个问题:邓演达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的革命政党。
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提出要建立新的革命政党,那么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的革命政党呢?因为邓演达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拥护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所以邓演达要建立的新的革命政党,就是能够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政党。
1、邓演达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忠实拥护者。
邓演达189531日出生于广东惠阳,正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年代,家乡广泛流传孙中山革命的传奇故事,邓演达自幼立志做革命党人,报效国家。1909年至1919年,邓演达先后在广东陆军小学堂、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在学习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庚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等。10年的军校学习和3次革命活动实践,使邓演达在革命理论、军事理论、道德情操、文化修养、组织能力、实践经验等诸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0年,25岁的邓演达投身孙中山直接领导的军队——援闽粤军。在援闽粤军中,他忠勇奋发,品德高尚,展现出优秀的军事才能和政治素质。在孙中山指挥北伐军回师广东靖难,在讨伐陈炯明、沈鸿英叛变、巩固广东国民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战功显赫,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与赏识。
陈炯明大家都比较清楚。沈鸿英,在这里介绍一下。沈鸿英在平定陈炯明叛乱中是有功的。孙中山重返广州后,进驻大元帅府,亲自掌握军政大权,让沈鸿英的部队驻在肇庆至梧州一带。但到19234月,沈鸿英在肇庆叛变,孙中山调兵平叛。在平叛的过程中,邓演达立了很大的功。
所以孙中山说:“干革命,有两达,革命有希望。”他说的“两达”指的邓演达和张民达。张民达是孙中山直接领导的粤军第二师师长,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革命军事家。
孙中山把自己亲自签名的照片赠与邓演达,还专为邓演达书写了一幅对联:“养成乐死之志气  革去贪生之性根”。可见孙中山对邓演达的器重和关怀。
2、邓演达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
邓演达受孙中山之命筹备黄埔军校,为七位筹备委员之一。邓演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队长、教育长等职,忠实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尊重苏联顾问,重用共产党人,与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真诚合作,亲密无间,成为国共合作的典范,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拥护者。
在北伐前组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时,邓演达经常邀请周恩来、恽代英、郭沫若等以个人身份参加讨论有关组织、运动、宣传等计划方案,许多方案出自周恩来之手。邓演达极其佩服周恩来,他曾经对郭沫若说:“实在羡慕恩来的计划性和组织能力。”邓演达领导的总政治部成为国共合作的楷模,孙炳文、郭沫若等大批共产党人都是总政治部的骨干。
郭沫若大家都很熟悉,在这里单独介绍一下孙炳文。孙炳文,1885年出生,1927年去世,四川南溪县人。1922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等职。1927416日,孙炳文在取道上海前往武汉时,由于叛徒的告密,被敌人逮捕,420日在上海被敌人杀害。
在北伐战争期间,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还亲任重大战役的指挥,在攻占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等重要战役中,直接参与指挥工作,为消灭北洋军阀主力建立了卓越功勋。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邓演达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等20多个职务,领导着新生的革命政权,是武汉地区党政军的中枢人物,展现了出色的领导才能。为将汉口、九江英租界收回中国政府管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主政武汉期间,邓演达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坚决同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作斗争。“4.12”反革命政变后,邓演达和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一起,继续坚决维护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在武汉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蒋介石的运动。邓演达与共产党人共同努力,推动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作出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罢免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一切职务的决定。
邓演达特别重视农民运动。总政治部每周六下午都举行农民土地问题讨论会,要求政工干部及军事干部都要推动农运工作。邓演达同毛泽东同志等人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来毛泽东同志回忆说:“大革命时期搞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与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周恩来也说过:“当他(邓演达)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彭述之。彭述之,1895年出生,1983年去世,湖南邵阳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莫斯科支部负责人之一。在中共四大、五大相继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因不同意中央的路线,于192911月被开除出党。先后流亡越南与欧洲。1973年移居美国。1983年病逝。
中共中央领导人对邓演达的人品给予高度评价。1961年,毛泽东在与周谷城谈话时说:“邓演达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1961年,朱德为邓演达殉难三十周年的题词:“择生先生在大革命时期艰苦奋斗并最后为反对蒋介石集团而英勇牺牲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怀念的。” 1944年,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说:“(邓演达)这个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1985年在纪念邓演达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薄一波代表中共中央在座谈会上讲话,称邓演达“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平等、自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一名优秀战士”。
正是因为邓演达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拥护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所以他不能容忍国民党右派势力篡改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他要建立新的革命政党,坚持孙中山的路线,坚持国民革命的道路,继续完成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
3、邓演达提出建立代表平民利益的新的革命政党。
邓演达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集中体现在他创立的“平民革命”的理论上。
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蒋介石以“煽动暴乱”罪名通缉邓演达,机枪已对准邓演达的住处。邓演达深感大革命的失败已无可挽回,离开武汉,前往苏联,寻求苏联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支持
在苏联,邓演达开展了对苏联革命与建设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分别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交换意见。但邓演达关于中国国民革命的想法不为苏联领导人所认可。邓演达一方面对国民革命在苏联得不到同情和支持感到失望,一方面认为俄国革命的经验不适合中国国情。
192711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
此处提到的陈友仁,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陈友仁,1875年出生,1944年去世,祖籍广东兴梅,生于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1922年起任孙中山外事顾问、英文秘书。1926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1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先后任广州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福建事变”失败后流亡巴黎1938年回到香港参加抗日活动,香港沦陷时被日军拘禁押解到上海,多次拒绝参加汪伪政府。1944年在上海病逝。
《莫斯科宣言》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表达了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寻求民族解放,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心。
1927年底,邓演达前往德国继续寻求中国革命的答案。
在德国,邓演达大量读书学习,对历史、经济史、经济学、政治制度、各国政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按照他自己的话就是“做革命理论的研究,探索中国革命的道理”。
在国外考察期间,邓演达坚持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革命道路,坚持广泛联系同志,探讨革命问题。邓演达在国外考察的近三年时间里,先后到了苏联、德国、挪威、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士、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印度等不同类型的欧亚国家,一方面博览群书学习研究,一方面深入基层考察调查,了解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情况,以及工人、农民、市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做了大量的笔记,积累了大量知识,为寻求中国革命道路,锲而不舍,勇于探索,形成了他的“平民革命”思想,创立了“平民革命”理论。
邓演达“平民革命”理论的主要内容是:
关于哲学思想:坚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
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是一个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此,可以不必经过资本主义革命,不必在形成发达的资本主义之后再进入其它社会形态。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其实质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
关于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地主阶级统治,建立以工农为重心的劳动者政权——平民政权。
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最终实现社会主义。
邓演达“平民革命”理论,体现在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的农工党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按照邓演达的说法,党纲的核心可以归纳为三句话:“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
因此,邓演达要建立的新的革命政党,不完全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基本上是延续了孙中山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的四个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性质。四个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邓演达强调:要以“工农为重心”。
邓演达的“平民革命”思想,强调以“工农为重心”,是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发展。邓演达的“平民革命”思想,有旧民主主义革命因素,也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因素,有较强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正如邓演达的追随者和战友,农工党中央原主席季方,在回忆与邓演达共同建党的历史时说:“邓演达的许多革命主张和实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的分析都是正确的。”
第三个问题:中国农工民主党怎样从一个以平民革命为纲领的革命政党,演变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党派?
农工党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主要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农工党自身也经历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期(1930-1935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时期(1935-1947年)和中国农工民主党时期(1947-1949年)三个历史阶段。
农工党是由一批有理想的爱国革命者创立的革命政党,在建党时提出了“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充满伟大理想的政治纲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在经历了挫折和失败之后,朝着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正确航向前进,最终作出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抉择,走过了从爱国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光辉的历史道路
农工党成立以后,开展以下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1、农工党成立后,邓演达积极联络反蒋力量,开展以推翻蒋介石政权为目标的革命活动。
农工党成立后,为推翻蒋介石政权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
一是发展和壮大党的组织。确定组织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建立一个集结革命力量的组织,建立一个行动的组织,建立一个短小精干的组织,并规定党员“要以工农分子为主体,必须时刻努力去尽量吸收工农参加组织”。
二是开展宣传和民运工作。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创办了中央机关刊物《革命行动》、《行动日报》等刊物,邓演达带头撰写发表文章,目的在唤起被压迫被剥削的平民群众,在革命纲领下面团结起来。民运工作方面,中央先后建立了现代青年社、全国农民解放同盟、全国工人俱乐部、全国商业协会、中国教育建设协会、现代学术研究社和国民会议期成会(“期成会”相当于现在的“促进会”)等群众组织,并指示各地方组织成立民运工作机构,组织和指导当地的民众运动。
三是把武装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根本手段。邓演达强调“军事第一”,亲自拟定《军事运动方针》。对现役军人,包括黄埔出身的、保定军校和各地讲武堂出身的、以及各军事教育机关出身的,也包括土匪等等,都根据实际情况,分别提出了具体对待办法。对全国各个部队的种类、派系实力、驻地、训练、装备等情况,都做了切实的调查统计。       
四是组建“黄埔革命同学会”。邓演达亲自指导组建“黄埔革命同学会”,并18个省市设立了分会或支部,入会的黄埔同学近6000人,占当时全部黄埔毕业生(15期)的一半多,多数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担任中下级军官,大大削弱了蒋介石对黄埔系学生的控制。
五是联络各地的反蒋军事力量。邓演达利用其与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关系以及蒋介石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联络和策反工作,如陈诚、陈铭枢、杨虎城、邓宝珊、冯玉祥、阎锡山等10多位军事将领,他们或亲自,或派代表到上海与邓演达联系,有的表示愿意响应、配合邓演达起义,有的将领,如邓宝珊,加入了农工党。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邓宝珊。邓宝珊,1894年出生,1968年去世,甘肃秦州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曾参加新疆伊犁起义。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五军军长,奉命出师潼关,策应北伐。后代理甘肃省主席。1932年起,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抗战期间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与共产党人友好合作,赞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88月,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1948年底代表傅作义同人民解放军代表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
以上的各项工作,即邓演达采取的五个方面的工作,都是积极有效的。经过组织联络,至1931年夏,拟响应武装起义的反蒋力量已有相当规模,各项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也渐次就绪。农工党中央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制定了武装起义计划,决定由邓演达任起义总指挥,首先攻取南昌,与此同时,各地所有联络好的部队一齐响应。
不幸的是,由于党内叛徒告密,邓演达被抓捕,被蒋介石杀害。大批农工党骨干力量被抓捕,被羁押。武装起义没能继续实施。至此,农工党遭受到重大挫折。
2、参与策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
由于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与农工党领导人邓演达、黄琪翔等有很深的渊源。“一·二八”淞沪抗战,主力是19路军,当时黄琪翔在上海,与蔡廷锴往来密切,并积极主张19路军抗日。“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之后,黄琪翔亲赴前线视察,协助指挥作战,策动国民党军队8788师黄埔出身的军官主动请战。农工党组织了“义勇军”,编入19路军补充一团参战。农工党组织了“后援队”,为19路军提供物资支援。农工党员率领的补充一团,为“一·二八”淞沪抗战作出了贡献。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19路军被调往福建“剿共”。蔡廷锴为防蒋介石暗算,请黄琪翔协助了解漳州、厦门一带的军事形势,农工党同志积极支持帮助19路军摸清情况,顺利换防进入福建。19路军进入福建后,黄琪翔积极策动19路军“联共反蒋”,并积极与中共方面联络,几经努力,最终由19路军总部秘书长、农工党员徐名鸿,担任全权代表,与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决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为“福建事变”创造了条件。
“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农工党参与了“福建事变”的全过程,投入了能动员的所有的农工党的力量。农工党骨干聚集福建,150多人到了福建。19331120日,在福州南校场(现在的五一广场)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黄琪翔当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建立武装割据政权,脱离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决裂。废除南京政府年号,福州为中华共和国首都。废除原来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树立新的国旗。新的国旗上红、下蓝,中间是一颗黄色五角星。
用丘哲的话说,他一生参加了三次建国升旗:第一次是参加同盟会打倒满清王朝,升起国民党的旗帜;第二次是参加“福建事变”看到“中华共和国”旗帜的升起;第三次是参加新政协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的升起。
农工党骨干力量70多人在“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政纲,突出体现了农工党的政治主张。比如说,“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政权性质上主张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平民政权,这与农工党的一干会议通过的政治纲领是一致的。又比如,农工党一干会议通过的政治纲领中提出的经济政策是:消除帝国主义者在华的经济统治势力,消灭封建的残余,在集中与干涉的两个原则下面建设国家资本主义。与此相同,“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经济上主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在土地问题上采取“计口授田”的政策,等等。“计口授田”,是把所有的土地,按照每家每户的人口来分配,但是用的手段,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把地主的土地买过来按人口分配。
“福建事变”受到各地民众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但“福建事变”遭到蒋介石的军事镇压。在蒋介石分化瓦解和优势兵力的攻击下,“福建事变”终告失败。
“福建事变”失败,农工党再一次遭受了重大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农工党领导人陆续转移到香港。为积蓄力量,农工党领导人决定分散隐蔽:黄琪翔、谢树英、万灿等西赴德国。章伯钧、何世琨、郭冠杰、李士豪等东渡日本。部分同志留在上海、北平和广州。党的中心设在香港,由彭泽民、丘哲留守,负责与各方联络。
3、确立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路线。
不管是武装倒蒋,还是“福建事变”,最终都失败了。多次的失败与挫折,促使农工党同志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上不断总结经验。流亡日本的章伯钧,在东京继续团结农工党同志,联系爱国人士,每周集会一次,就国内外形势交换意见,讨论如何重振组织,发动反蒋抗日等问题。在德国的黄琪翔等,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旅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德国分会”的活动。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奇迹般地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使农工党的同志深刻认识到:惟有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但也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去配合行动,这就是我们农工党要重振组织的目的。章伯钧将这些情况函告在德国的黄琪翔,黄琪翔从德国写信给章伯钧说,现在从斗争的实际看,“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搞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必须同共产党合作。
1935年夏,日军向我国华北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于81日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农工党领导人由此看到抗日的希望,于193511月汇集香港,研究重振组织问题,召开农工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确立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路线,决定响应《八一宣言》,以“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以推动抗日为中心工作。决定“以民族解放为己任”,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并发表了关于《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等。
农工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标志着农工党历史的重大转折,更重要的是完成了认识上的一个飞跃: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
我们回过头去看,1930年农工党组建的时候,邓演达就曾经主动地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反蒋的联合战线”,但当时的这种“联合战线”,实际上只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联合的对象,没有认识到它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而且在当时,中共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列为革命对象,而邓演达被认为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因而联合被拒绝。当时邓演达感慨地说:“看来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实现的,将来毛泽东一派当了权,我们是可以合作的。”他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
中共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农工党在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提出的“同共产党合作”,有其特殊的含义,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和指导下,政治上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斗争中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
4、农工党确立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路线之后,立场坚定,为此先后开展了两次整党。
1)第一次是1940年。这次整党的背景是:193810月“武汉会战”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华者3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其侵华方针也作出了调整:在军事上打击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诱降国民党。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是在日本侵华者的政治诱降下,公开叛国投敌的。
蒋介石认为:中共及各党派在抗战中取得合法地位后,通过抗日民主活动军事力量不断壮大,因此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又重新加强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法令,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了几次“反共高潮”,如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等等。
在农工党内部,领导层对重大原则问题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一部分人慑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力,对革命前途持悲观态度,提出“在国共之间采取超然态度,绝对中立”的主张。章伯钧等农工党绝大多数领导人对此坚决反对,认为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中立,总是要偏向某一方面的。我们是代表农工平民的政党,就应当“偏向”中国共产党。为了统一思想,纯洁组织,1940年春开始,章伯钧在重庆主持农工党整党,要求党员必须重新填写入党申请书,并宣誓:“为完成民族解放,实现民主政治,争取社会主义前途三大目标奋斗到底”。主张“绝对中立”者,如彭泽湘等,离开了组织,同时吸收了一批新生力量,农工党增强了团结。
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彭泽湘。他1899年出生,1970年去世,是湖南岳阳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中共豫陕区委宣传部长兼军事特派员,中共中央常委、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等。因不接受由王明主持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19311月被开除中共党籍。1931年加入农工党,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1940年秋离开农工党。194811月专程从香港赴北平为争取傅作义起义做工作。117日、8日接连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为促成傅作义起义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等。
2)第二次整党是1947年。这时候的背景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先后签署《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并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5项政协决议。但蒋介石坚持打内战和一党独裁的既定方针,发动全面内战。在这种形势下,以争取和平民主为主要斗争目标的民主党派,面临怎样对待国共两党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是走“中间路线”,还是取向“中共一边倒”的政治路线?等等,在民主党派内部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194611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武力“打倒蒋介石”的战略指导思想,农工党预感到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19472月,农工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决议再次强调:农工党的政治路线自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以来,在共产党的指导下同共产党密切合作是正确的,今后要继续跟着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这次会议上,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改党名这件事情,本来有人提出来改成“中国工农民主党”,讨论中大家说去征求一下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就说,邓演达先生组党的初衷是搞农民运动,是很看重农民运动的,建议改成“中国农工民主党”。最后在这次会议上,大家采用了周恩来的意见。会议之后,根据大会确定的“整顿原有组织,进行党员登记,加速发展组织,建立组织机构”组织工作方针,再一次开展了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进一步分清是非,明确方向,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政治路线。
5、作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抉择。
1948430日,中共中央郑重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19485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联合向国内外发出通电,一致响应“五一口号”。616日,农工党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又单独发表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对时局宣言》,表示完全赞同中共的主张。
农工党响应“五一口号”,自觉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农工党长期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历史基础,是农工党的革命先辈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找到的正确道路。这条正确的道路,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引导、关心、支持、帮助分不开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是正确的抉择,是农工党的新起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的和平建国愿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农工党成为参加人民政权的新型政党,踏上了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建设新国家的崭新历史道路。
第四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工民主党怎样从一个成员构成比较复杂的民主党派,发展为以医药卫生、人口资源、环境保护领域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界别的民主党派?
1、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民主党派相继开展党务整理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民主党派不同程度存在着组织不纯和领导机构不健全等情况。为进一步健全组织、纯洁队伍,从1949年底到1950年,各民主党派相继召开了全国性会议,作出了成员登记、清理整顿组织的决议。
194910月,根据农工党在各地的95个省、市组织和地区组织,以及香港和国外支部的报告,共有党员2万人左右,其中农民、工人、学生占相当比重,这也是与农工党建党时确立的“四个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相适应的。经过初步整党,准予登记的有7476人。
194911月,农工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全党,以《共同纲领》为行动纲领,制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路线。同时作出了整理党务的决定,决定“停止吸收党员、发展组织,继续切实进行全国党务的整理,严格执行党的政治教育的纪律”。经过一个阶段的工作,许多党员分流到其他方面,工人参加工会,青年参加共青团等,到1950年底,经过整理,建立了15个省、市组织和57个地区及县级组织,登记的党员1685名。
农工党现在的组织,在北方的一般都只有30多年的历史;在南方的,有些有60多年的历史。南方这些有60多年历史的组织,就是这个时候建立的。
在这次会议上,章伯钧有一段讲话。他讲到,回顾农工党20年的历史,党的组织路线是失败的,但是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我们选择了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中共中央支持各民主党派重新发展成员。
1951年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了《1951年协助各民主党派发展成员的建议》。
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19518月,农工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议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前吸收党员的决议》,决定“依照各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一般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部直接协助下,先行有重点地吸收党员”,规定“通过协商吸收中国共产党党员,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及争取有革命历史,并在群众中有声望的民主人士加入本党”。
同志们可能已经发现,我们老一批的党员中,有些是双重党籍的,既是共产党,也是农工党。他们主要就是这一段时期发展的。这一段时期,主要是发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农工党,以及社会上有影响的人士加入农工党。
经过农工党自身的努力,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帮助下,到1953年初,农工党的党员达到3000多人,比1950年底翻了一番。
3、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协商,确定了民主党派各自的重点分工。
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便于民主党派坚持各自的特点,发挥各自的优势,中国共产党就建议各民主党派在社会发展成员应有适当的分工。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座谈,经过协商,明确了各自活动的主要范围和组织发展重点。
农工党建党的时候,以工农平民革命为号召,所以农工党在成立的初期,是以小资产阶级和穷苦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要的发展对象。抗战胜利后,为开展反蒋军事运动,农工党加大了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的工作,党员中的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占有很大的比重。到解放战争后期,农工党实际上是农民、工人占有很大比重的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新形势,195112月,在农工党《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关于发展组织的决议》中,调整了发展对象,基本上以中下级的公教人员、专家、技术人员、小工商业者为主,同时向经济建设部门作试行发展。
1955年,农工党在12个城市开展了医卫人员的调查工作,初步统计出共有执业的中西医生2万多人。这次调查,是农工党自己安排的。我分析原因,195112月的会议就决定向知识分子发展。到1955年,我们对知识分子中的医生就进行了调查。此后,组织发展开始以医卫人员为重点。在这个基础上,加上彭泽民曾在香港“悬壶济世”以及为中共中央高层领导看病等因素,1956年,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在研究各民主党派的界别重点分工时,将医务工作者作为农工党的主体界别。此后,19562月,农工党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扩大对中上层知识分子的团结,并以医药卫生界人员为联系和发展重点,积极吸收医药卫生工作者参加组织”。1956年底,农工党的组织有了迅速的发展,党员人数达到7000多人。在新发展的党员中,医药卫生人员占63.42%。党员中的医务人员所占比例,由1955年底的5.34%上升为195640.25%,由此开始形成农工党以医药卫生界为主的界别特点。
200712月,中共中央在致农工党十四大贺词中,希望农工党“发挥在医药卫生界联系广泛的优势,就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实施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问题加强调研,建言献策”。20097月,农工党十四届六次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农工党在保持原有医药卫生特色的基础上,可重点发展环境保护和人口资源领域的代表性人士。201212月,《中国农工民主党章程(修正案)》规定:“凡从事医药卫生、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以及科技、教育和其他领域的高中级知识分子,承认中国农工民主党章程,愿意参加党的组织,参加组织活动,执行党的决议和履行党员义务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
就是通过这样的过程,我们农工党现在确定以医药卫生、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为主界别。
第五个问题: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优良传统。
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发展历程,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归纳起来,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工党在创建时,就有明确的指导理论,而且这个指导理论,是由农工党创始人自己创立的,就是邓演达创立的“平民革命”理论。邓演达特别强调中国革命的道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认为苏联的革命经验不适合中国。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充分认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必然性,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2、农工党创建以来,始终走在革命的大道上,始终没有偏离革命的大方向,发展过程体现的革命性、进步性非常突出。农工党成立时,设计的蓝图是推翻蒋介石政权,建立以工农为重心的平民政权,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贯彻到底。邓演达殉难后,黄琪翔等农工党人继承邓演达遗志,策动19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建立与蒋介石政权对峙的人民革命政府。“福建事变”失败后,农工党同志仍然继续奋斗,确立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政治路线,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积极努力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贡献,走过了一条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走出了光辉历程,始终保持着农工党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3、农工党中央领导层,主要领导人,始终把握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农工党是一个比较早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的革命党派。所以第一个响应中共“八一宣言”,而且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立场始终坚定,没有动摇,为此先后两次开展“整党”。农工党中央领导人,不顾个人荣辱,坚决抵制蒋介石的高官厚禄的拉拢离间。同志们都知道,邓演达被捕以后,蒋介石曾经想收买邓演达,许以高官厚禄,但是邓演达毫不动摇,他为了理想、信念,严词拒绝。又比如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陈立夫依照蒋介石的旨意,三次找章伯钧谈话,要章伯钧参加政府担任部长职务,而且哪个部的部长都由章伯钧挑选,条件就是解散农工党,均被章伯钧严词拒绝。
4、农工党是唯一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和反蒋武装斗争的民主党派。特别是在解放战争的后期,开展了在中共领导下的“新军事运动”。所谓“新”,就是体现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展的。开展了组织武装斗争、策反蒋军起义、搜集军事情报、破坏蒋军作战、组织护厂护校、迎接人民解放军等工作,这是农工党发展历史上的光辉一页。
这里有很多事例,我简单介绍其中几个。例如,江苏南京农工党地下组织成功地争取和迫使国民党中校军统特务组长弃暗投明,向中共方面提供了不少有关特务头子毛人凤布置潜伏的有价值的情报。再例如,江苏江阴要塞炮台台长吴钟奇的任务是阻止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农工党地下组织发展他加入农工党,在解放军渡江的关键时刻率部起义。
再例如,在收集情报方面,农工党按照中共方面的意见,动员刘宗宽打入国民党重庆行营担任代参谋长,并经中共的安排,由第二野战军派遣房显志秘密住在刘宗宽家,指导工作。刘宗宽到任后,首先将国民党西南地区部队的具体情况,送往二野。然后对国民党妄图“保卫大西南”,作最后的挣扎的企图,刘宗宽利用职务之便,采取了一些对策:一是利用调整部署,在川东南的川鄂湘黔交界地带预留布防缺口,为解放军敞开大门;利用矛盾,使国民党当局在情况判断和军事部署上发生错误;二是提供情报,粉碎国民党“保卫重庆大决战”的紧急措施;三是建议解放军先解放贵州,截断国民党军队向云南撤退的后路。结果,不仅提前解放了西南,而且全歼了国民党最后聚集在四川的残余部队,为解放战争立下了功勋,被刘伯承誉为“解放西南第一功”。
在革命斗争中,不少农工党员同共产党人战斗在一起,鲜血流在一起,有的遭到逮捕、身受酷刑、献出生命,展现了农工党同志的爱国理想、政治信念、革命精神。如农工党员章培毅、张孟晋、黎又霖,长期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被捕后同共产党人一起被关押在重庆的“渣子洞”、“白公馆”,19491127日,在重庆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中殉难。
5、农工党发展的历程,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的爱国革命力量逐步走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反映了爱国革命力量走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了解了农工党发展的历程,就可以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6、现在,农工党联系的界别也是比较宽广的。医药卫生、人口资源、生态环境,虽然只有12个字,但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农工党同志发挥作用有宽广的舞台。
归纳的以上几个方面,不一定很全面。但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农工党发展历程,有自己的鲜明特点。这些特点,构成了农工党的优秀“基因”、优秀本质。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在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农工党爱国革命的优良传统,归纳起来,主要有: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传统;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团结奋斗的传统;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传统;热爱组织、培育新人的传统;自我教育、严于律己的传统。这些优良传统,农工党的宝贵财富。
一个革命政党的光荣历史,可以产生出强大的凝聚力和发展动力。作为农工党的党员,我们要更多地了解农工党发展的光辉历程,了解农工党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历史轨迹、光荣传统和基本经验,进一步加深对农工党爱国革命优良传统的认识,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不断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继承和发扬农工党的优良传统,在国家发展的新阶段,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我们的新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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