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女神刘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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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中初见刘嘉琳,很难把如此娇小纤细的女性,同“战士”这样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刘嘉琳从上海赶赴武汉一线,在新冠病毒的战场上日夜征战。

2020年122日开始,农工党党员、上海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刘嘉琳就已经投入到了新冠肺炎的战斗中。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组成员,她在年前就奔赴山西,督导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在山西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在督导防控流程,包括从硬件、软件到人员的配置和配备,我在看别人是否存在问题的同时,也在想着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问题。”

抗疫战士

回到上海,刘嘉琳立马报名参加了驰援武汉的医疗队伍。在督导期间积累的经验,迅速付诸实践。从飞机起飞开始,刘嘉琳和同事们一起迅速制定了落地后的各项流程方案。不到24小时,瑞金医院的团队已经在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大批量接诊病人了。

刘嘉琳一直难忘的是那天晚上首次进舱的经历。

晚上12点,第一批8位医生开始进舱。刘嘉琳把每个人都称为战友,在高风险的烈性传染病环境下,绝大多数战友并无经验。面对近30位转来的重症新冠病人,其中还有不少出现了呼吸衰竭的症状,应接不暇是必然会出现的状况。


紧张密布在周遭空气中,严密的防护服和口罩更添了几分窒息感。直至第二天凌晨3点,仍有新病人不断被送进舱。刘嘉琳印象最深的是两位老太太,她们送进医院时都属于肾功能极度衰竭的状态。“正常人肌酐指数小于100,这两位都是近2000。”像这样内环境极度紊乱的病人随时都有猝死的可能。

“战斗”立即开始。在刘嘉琳的指导下,医疗队开始对病人做各类化验诊疗及一系列针对性处理,终于,病人们的状态趋于稳定,首战告捷。一夜奋战,刘嘉琳记得每个进舱的医生都充满热情,克服了慌张和胆怯,她觉得特别欣慰。在上海,刘嘉琳就是在重症科工作,面对危重症病人是每天都要经历的日常。到武汉之后,病情处理对于她来说并不是最棘手的事情。救治病人之外,身为队里的医疗组组长,还需要对每一个医疗队员的安全负责。

清晨6点,刘嘉琳出舱,直至所有队员都把防护服脱完,她才松了口气。

“灵魂拷问”

在重症科室的时候,同事们都是来自同样的专业,知识结构相对一致。但此次驰援武汉的队员来自瑞金医院的各个科室。荟萃了不同领域的专家,对于很多合并症的处理更具优势,但对于重症患者的认知会有不同的视角,势必有些偏差。沟通是最有效的办法,最密集的沟通集中在每天早晨进舱前的交接班时刻。

刘嘉琳每天6点多就起床,乘上开往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的班车。730分左右到医院后,第一项工作就是交接班。同事笑称,每天早晨都要接受来自女神的“灵魂拷问”。因为在两个小时左右的交接班过程中,刘嘉琳梳理出重型和危重型病患,告诉医生和护士不同病人需要观察的要点,次日再追踪。舱内50名患者的情况她都要了解,甚至要极为细致地追问患者信息,精确到各项指标的具体数值,到底多少克?多少毫升?即便是年资不浅的医生也常有疏漏的细节。

刘嘉琳觉得这些是再寻常不过的信息反馈。工作细致,专注执着是她一向的工作态度,也源于她对自身专业能力的自信和精益求精。她从来没有担心自己追求极致、不放过任何细节的职业习惯会影响和同事的关系。“大家基于救治成功这个目标,我们常常会相互讨论、甚至进行学术争论,但唯一的目的就是救人。”

热情与恐惧

娇小温柔外表下的刘嘉琳拥有丰沛的力量。科室里的同事常常说她“干劲十足”,医疗队里的同道说她“执着又纯粹”。刘嘉琳的祖父辈是上海新华医院儿科的医生前辈,从小耳濡目染,让她选择了医学的道路。

呼吸科出身的刘嘉琳,原先就常常在呼吸科专属ICU工作。面对危重症病患,不仅需要医术精湛也更需医生本人拥有足够的毅力、耐力和抗压能力。在她看来,自己完全契合做“生命最后一道防线的守护人”。

2019年底,刘嘉琳手头有一位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当时转到我们重症科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肺泡出血,每天会有大量咯血。业内对像她这样的患者都称为‘九死一生’,死亡率超过90%,基本上是救不回来的。但那个姑娘只有23岁,太年轻了,人生还没有展开。我们奋力一搏,用上了有创呼吸机,经过四轮原发病治疗,用了一个多月,最终救治成功。”虽然重症科压力巨大,但她觉得,“救死扶伤,‘救死’二字在前,如果我每一天的工作都是在‘救死’这样的关键环节,那不是很有意义吗?”

刘嘉琳的微信朋友圈个性签名是“passion & panic”(热情与恐惧)。今年刚刚42岁的她已经是正高、博导,但攀至职业高峰,她最担心的是热情的丧失,“害怕自己会进入无欲无求的状态,我希望自己能对工作、对生活永远充满热情。”

但同时,她允许自己有不完美的地方,允许自己出现类似恐惧的情绪。刘嘉琳并不觉得作为医生需要掩饰情绪的表露,“医生也可以流泪。我曾经也会想,如果连医生都流泪了,可能是软弱的体现,但是随着年资的增长,我觉得应该坦然面对我能做到的和做不到的。只要我尽力去做了,都问心无愧。我的能力、经验体现在对事情的预判和处理上,情绪并不影响我专业能力的发挥。”

工作之外,刘嘉琳是一位母亲,10岁的女儿刚上小学二年级。因为工作原因,常常不能陪伴女儿,不过,在她看来这也并非坏事,“歉疚当然有一点,但是我觉得她会从她妈妈身上看到,作为女性,作为母亲,我具有怎样一个完整的人格。所以不能长期陪伴在她身边,我觉得也并不全是坏事。她将来如果能像我一样,能去拼搏,也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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