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我与我的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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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夏德昭,2018年整整100周岁。我是一名眼科医生,从医从教77年了,96岁时仍坚持出诊。我的一百年,从民国时期开始陆续经历了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从小康社会到伟大的中国梦……无不见证了历经沧桑的中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期颐之年,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想借笔来回忆这么多年来我的春秋家国梦。

一、早期求学、治学

1918年我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夏家村,正处于民国时代。1941年毕业于原满洲医科大学专门部,并获准留校,翌年被破格选拔为研究生,1945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早年,在满洲医科大学从事沙眼及病毒性角膜炎的研究工作,撰写论文18篇,先后发表于日本各眼科杂志上。

建国以前,我主要从事于沙眼和角膜疾病的防治研究。建国初期,角膜移植技术只有苏联取得成功,其他国家正在初试或没有开展,我创新钻研,短短几年间,有关角膜移植有十几篇论文发表,大部分刊登在《中华眼科杂志》上,形成了较大的影响。1959年我国十年大庆时,受《中华眼科杂志》委托发表了“十年来我国角膜移植成就”的总结性论文。50年代末,受命于卫生部,举办了“角膜移植学习班”,广收国内各医院的眼科医生,从而扩大角膜移植的地区范围,推广了角膜移植的治疗技术,使更多眼病患者受益终身。

二、身陷囹圄、心向光明

六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我被收入了监狱。“做医生的,走到哪都是医生”。正是这种执着与不弃,我在这段特殊时期为监狱内的犯人以及社会上的患者治疗眼病,每日可算应接不暇。为此,监狱医院领导专门为我订了两种外文眼科杂志。1964年,我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并署名“新生医院”刊登在《中华眼科杂志》上。

70年代初,我被下放到到法库姚家沟劳动,仍有各处前来求治的眼病患者,从此以后,村书记的家就成为各处远来求医病人的临时旅店。为了更及时地救治患者,我还曾往返于四十里外的孙家窝堡村为患有视神经萎缩的小女孩治疗眼病。几个月后,小女孩的视力恢复了正常,不断感激地说:“感谢夏爷爷!”

三、重返医大、再创佳绩

由于50年代后期的客观条件所限,我开始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角膜葡萄膜和视网膜及视神经疾病领域的研究。1981年,我回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恢复工作,并于翌年在《中西医结合眼科》杂志上发表了对视神经萎缩治疗的研究论文。其后的10年间,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卓越成果。特别是视神经疾病的综合治疗效果有了显著提高,使得视神经疾病再也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不治之症”。我创造了“接力针灸”的治疗方法与服中药相结合,治疗的有效率上升到百分之八十左右。我在国际上也率先提出了视神经疾病的偏心固视现象,创造性地提出了“视力性质分析”的临床眼科新理论,完善了传统的中心视力概念。在这一阶段,我先后在眼科杂志上发表有关这一理论的论文31篇,并多次应邀去日本及国内各地讲学。近年来,这一理论已被国外眼科学有所认识。

还有,于1983年,我同东三省几位眼科老前辈景崇德、董世范、朱鹏汉等出资创办了《实用眼科杂志》。该杂志于1995年卫生部批准更名为《中国实用眼科杂志》。至今,发行量仍居全国首位。

四、桃李满园、杏林飘香

我爱才惜才,对于人才,关爱有加、精心培养。作为中国医科大学文革前任命的20位教授之一,我很欣慰的是桃李满天下。我是中国医大解放后首批导师制研究生指导教师,1959年即开始指导研究生。1981年回到中国医大后即开始招收研究生。1986年全国第三批遴选博士生导师获批,成为中国医大眼科学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的开创者。至今,共培养硕士研究生9名,博士研究生11名。目前大部分已成为眼科界的骨干或学术带头人,在各自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后,为提高国内眼科学术水平,我便主动联系老朋友、老同学,商定送医大眼科医生到日本留学的具体事项,最后送去7名留日医生,另外3名为短期考察,他们学成后如期归国,为国内眼科事业做出较大的贡献。

80年代,成都地区的人工晶体移植成绩较为突出,我派中国医大眼科医生张劲松到成都学习先进技术。回科后,我决定让张劲松做100例手术以后别人再做。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个别医生的不解和争议,但为了使培养的医生在这一领域的所学技术掌握更为巩固,研究更为深入,从而具有专业发言权,我必须顶住压力,坚持这个决定。

五、坚定信念、履行职责

农工党具有爱国革命的光荣传统。在民主革命时期,为适应不同的历史任务而三易其名,充分体现了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

1957年,我由中共中国医科大学党委推荐,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当时,农工党中央在全市发展了17名党员,这是农工党在沈阳发展最早的一批农工党党员。旋即,反右斗争开始,农工党在沈阳发展党员和建立组织的工作停止。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开启了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也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81年5月,农工党中央再次派人来沈商谈建立农工党地方组织的问题。经与中共沈阳市委协商,农工党中央批准,成立农工党中央直属沈阳小组,由我任组长,中国农业银行沈阳市东陵区办事处副主任岳同华任副组长,当时全市仅有8 名农工党党员。1982年8月1日,农工党中央直属沈阳小组设置办事机构—办公室,地址在沈阳市沈河区朝阳大街2段56号,暂定编制2人。

农工党沈阳市委成立之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农工党中央批准,先后分9批发展了37名新党员。1982年11月,成立了农工党沈阳市委员会,选举产生了农工党沈阳市第一届委员会,我当选为主任委员,全市党员46名党员参加了成立大会,当时我们建立了5个生活小组。如今,农工党沈阳市委已发展到55个基层组织、2042名党员。

1983年8月,农工党中央下发文件,委托农工党沈阳市委在农工党辽宁省委员会筹备组建立以前,负责在辽宁省其他大中城市建立和发展农工党组织。期间,在中共辽宁省委统战部的领导下,先后组建了农工党鞍山、抚顺、营口、丹东等市委会。1988年7月农工党辽宁省委成立时,我又当选为农工党辽宁省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全省党员已达到1076名。如今,农工党已在全省除辽阳外的13个地级市建立了地方组织,截止到2018年底全省党员7420人。

从1981年农工党中央直属沈阳小组组长到农工党沈阳市委主委、辽宁省委主委,直到1997年省委名誉主委,在这16年期间,我坚持在农工党中央和中共辽宁省委统战部、中共各市委统战部的领导支持下,明确任务、精心组织,创建并发展辽宁省的农工党组织;并坚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责,为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围绕构建繁荣和谐的辽宁等方面建言献策、贡献力量。

有一次,在九十年代初的答记者问中,我肩负政治责任谈起了如何更好地发挥参政党作用问题,我认为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是发挥参政党作用的重要条件。只有把自身建设抓好,使全党逐步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认识事物的水平,提高思想素质,加强责任意识与忧患意识,履行职责,发挥自身优势,才能使参政党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作为我省民主党派带头人,要与中共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感谢中国共产党、中国农工民主党对我的政治信念和政治觉悟的培养,感谢中共各级党组织对我的政治引领,感谢伟大的祖国对我眼科事业的精心栽培,让我在从医从教的生涯里始终追求医者的最高境界“大医”和做人做事的准则“大爱”。我相信“大医精诚、大爱无疆”,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会经济更繁荣、人民更幸福、国力更强盛。我为伟大的祖国骄傲、自豪!

(文稿整理:赵晓杰)

后记:夏德昭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眼科专家,东北地区眼科学的奠基人。他是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市第七、八、九届政协副主席,辽宁省政协常委,历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中央常委、中央监委委员,农工党中央直属沈阳小组组长,农工党沈阳市委首任主任委员、辽宁省委首任主任委员。学术职务有: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常委,中华医学会辽宁省眼科分会主委、名誉主委,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主任,中国医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华眼科杂志编委,眼科研究编委,中国实用眼科杂志主编、名誉主编。在一系列的社会职务与行政职务围绕下,我们可以了解到夏德昭教授在政治、学术、教育与社会活动等诸多领域留下的不凡足迹,跟随这些足迹,感受这位耄耋之年的老者作为医者的仁心仁术,作为学者的至志不渝,作为师者的孜孜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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