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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赴汤蹈火--记曾伟烈士

来源:农工党上海市委会  时间:2014-04-09 03:22:00  编辑:郭岩


    在我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深圳市的龙岗区坪山上,高高耸立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着一位农工民主党烈士的英名——曾伟,他是解放前夕在上海英勇牺牲的农工党杰出的领导干部。

  少年萌生革命热情

  曾伟烈士,原名曾天斛,1912年出生于广东惠阳县(现属深圳市)坪山乡远来村。惠阳位于省会广州和香港之间,扼东江之咽喉,为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地区长期来富有革命传统,孙中山在这里曾数次领导起义,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在这块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这里又是农工党创始人邓演达和国民革命先驱者廖仲恺、邓仲元、叶挺等人的家乡。由于毗邻香港,许多革命人士和华侨、海员不断带回世界上的先进理念和革命思想,同时也向人民揭露控诉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这些都长期培育着惠阳人民的革命意志和战斗精神,曾伟正是生长在这种环境中。他少年时期,生活在一个农村的小市集里,父亲是一个依靠勤奋白手起家的商人兼高利贷者,虽然从未上过学,但靠自学也能诗能文,母亲是识大体的秀才家女儿。曾伟作为长子,在这样一个具有中国传统的家庭中养尊处优,一切愿望都可以如愿以偿,父母日常激励他的是一套要怎样“出人头地”的道理,教他如何锱铢计较一切利害得失,使他在少年时代养成了顽强的性格。在上小学时,曾伟一直是高材生,在同学中是个好胜者,他羡慕那些在香港发了洋财回乡的人,幻想着自己日后也能到香港去发展,于是在小学时期努力学习英文,准备作为日后谋生的手段。

  1925年黄埔军校学生的东征,掀起了东江的革命高潮,随着革命的歌声,还是小学生的曾伟从教室跑到街头,跟着黄埔学生一起唱歌喊口号。在群众游行的行列中,在群众蜂涌的盛大集会上,他迸发着纯洁的热情奔走呼号,曾经声泪俱下地在街头进行演讲。在这个短短的时期,他接受了革命的教育和鼓励,开始改变了自己要做海员、做华侨以达到发财的梦想,开始认识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是人民大众的公敌。他深深地同情人民的疾苦,开始知道应该恨谁、爱谁,他幼小的心房中产生了倾向革命的萌芽,曾经发誓要为饥寒交迫的人民翻身和出头而奋斗。

  不幸的是,在小学毕业前两年父亲去世了,家道中落,靠着母亲的艰苦撑持,他和两个幼小的弟弟尚且衣食无忧。曾伟读完了小学后不久,母亲也离他而去,渴望继续深造的他在大姐的扶助下,才上了乡间中学,踏上了初级中学的学习阶段。这时的曾伟是一个贫苦而勤奋的学生,自己动手烧饭,有时连伙食钱也中断了,只好过着半饥饿的生活。但这种境况激励了他更加发愤学习,各门功课都取得优异成绩。在课余,他钟情文艺活动,是一个活跃的话剧演员,还担任文化社团的负责人。由于受到鲁迅先生和“创造社”作品的影响,他又非常痛恨乡村的封建压迫,因此演出的戏剧和习作,多以反封建为主题,虽然对作品的认识并不深刻,表演水平也很幼稚,但却表现了少年曾伟心中荡漾着的革命热情和擅长于组织工作的能力。

  

  在官场中保持纯洁与进步

  十七岁时,家庭的经济已无力再供他上学,曾伟结束了初中的学业,踏入社会中。由于偶然的机会,他当了一个县政府的录事,虽然解决了吃饭穿衣的问题,但是从此他天天被迫不停息地抄写“等因奉此”这类公文,右手中指的指尖因为长期机械地用钢笔刻写蜡纸而给压歪了。他感到厌倦和苦恼,曾经用读书来寄托自己的精神和兴趣,但是上司知道了却非常不高兴,认为这会妨碍公事。有一次,曾伟看见一个瘦弱伛偻的老录事,奄奄一息地卧倒在病榻上,他好像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一样,他深深地颤栗着、梦寐不安。幸而不久,他结识了一位益友,对他进行热情的启发和教育,使他的生活立刻充实起来,于是,他狂热地阅读书报,参加体育运动,这不仅使他获得强健的体魄,还培养了不断钻研学问的良好习惯。

  经过一番磨炼后,曾伟报考了国民党军队的文书工作,后调任广东虎门要塞司令部政治部任干事,并在这里度过了四个年头。虎门要塞司令是李洁之、政治部主任是李伯球。李伯球是由邓演达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的前身)的干部,虎门要塞聚集着一批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成员。虽然当时临时行动委员会屡遭镇压,邓演达也被杀害,福建事变失败后,党的活动正处于低潮时期,但许多干部和成员仍坚持党的政治主张,等待时机重振革命旗帜。李伯球对风华正茂的曾伟非常器重,在工作上、政治上都关怀、帮助他,曾伟感到非常高兴。虎门要塞景色秀美、环境安静,这里是中国的重要门户,是林则徐禁烟和鸦片战争所在地。曾伟在这里融入了临时行动委员会之中,和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们一起生活、学习、工作,并参加了由临时行动委员会主办的“茅庐图书社”,接受社会科学的教育,他开始关心政治,研究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讨论新事物,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后,在1935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党的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上,党名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这时曾伟由李伯球介绍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从此他与该党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这个时期没有革命行动,没有斗争生活,但他获得了充裕的学习时间,学习了许多革命理论,为他今后的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

  在这里曾伟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学习文艺创作,他贪婪地阅读文学理论书籍,经常写些杂文、小说和童话,以“小林”的笔名在《广州民国日报》副刊“黄花”和“东南西北”专栏上发表,虽然作品尚不成熟,但是充满了对人间不平的控诉,蕴藏着革命的思潮。他精力充沛,酷爱游泳和打网球,经常能在游泳棚看到他的矫健活泼的身影,他在网球赛中还得过奖,所以身体特别健壮。这时,年轻貌美的广州姑娘吴平到虎门探望朋友,在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曾伟,共同的志向和爱好,他们相知相爱了。

  但二十来岁的曾伟的思想还没有定型,也没有完全摆脱做官的幻想,1934年,他以政训处干事的身份带职进入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燕塘军校)接受训练。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曾伟曾立志为民族解放而学习军事和政治知识,但是军校那种机械教育却使他非常厌倦,他认为每天进行操练的正步、分列式和所有的制式都是重形式而不能在战场上取胜的。于是放弃了军事学习,把时间花在阅读和写作方面。后来,他自己也批判了当时那种一笔抹杀军事学习的意义的幼稚想法,以至没有从中汲取有用知识,觉得错过了锻炼的机会,但也庆幸因此而有了一年半的时间深入学习革命理论和研究国际时事,更由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影响,他觉得自己对于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念逐渐坚定起来了。

  两年后的一九三六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全国人民掀起抗日高潮的年代,曾伟从军校毕业,应国民党十二集团军一五八师政治部主任郭翘然之邀到该师任团政训室主任。郭翘然是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利用与十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李煦寰是广东陆军小学同窗和留法同学的关系,介绍了一批解放行动委员会的高中级干部到该集团军的政治部和各师担任重要职务。一五八师政治部的两个科长、四个团的政训室主任及营政训员都是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同志,曾伟带着满腔爱国热情和他们汇集在一起,希望为民族解放斗争尽一份力量。他们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和鼓励,推行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张,对官兵们进行爱国主义、团结抗敌的宣传教育。这年10月曾伟结婚了,妻子吴平到了部队驻地,在当地一所小学教书。

  不久,曾伟所在的部队奉命从粤东调到闽西上杭一带,执行围剿在这里坚持武装斗争的红军游击根据地的任务。曾伟的思想极其苦闷,但他仍站在爱国的立场,坚持宣传“枪口对外,打击日寇”。他在闽西半年多,目睹红军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如鱼得水,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深深地震撼了他。他仔细阅读了捡回的红军宣传品、小册子,十分信服共产党提出的“团结御侮,枪口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确信共产党是积极抗日救亡的中流砥柱。于是,他在执行任务时有意怠工,他把大部分精力寄托在诗歌创作上,写了上百首的新诗,从国际上的大形势到老百姓的苦难、呻吟,都写到诗里,大部分以“拓原”的笔名,在厦门《星光日报》副刊上发表,以抒发他的内心的郁闷。

  这一年,他参加了中共的外围组织“广东青年革命同志会”,负责人是李伯球,宣传部长是孙大光(又名叶兆南,中共党员,曾任中央交通部长),组织部长是杨康华(中共党员,文革前任广东省副省长)。参加该会的还有郭翘然、卓炯(一九三九年参加共产党)等二三十个进步人士。该会章程中,旗帜鲜明地规定:“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坚决拥护,积极靠拢共产党。

  曾伟在官场的六七年间,在思想和政治上充满着矛盾,但是他保持了自身的纯洁,追求进步,尽自己的所能为人民大众和民族利益而呐喊、而抗争。

  

  抗战洪流中的呐喊者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广大人民群众不分民族、不分党派,都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抗战的到来,在曾伟的思想上掀起了汹涌的波涛,他说:“我如何兴奋而狂热地去迎接这个时代啊!我也从政治的矛盾与彷徨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我像一匹脱缰的马奔腾呼啸在广阔的原野,我随着部队由闽西南而潮梅而东江,开回广州参加抗战。我以全生命的热力,奔走在军民之间,沿途发动群众,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召开军民群众大会,作动员的号召。我的热情和群众的热情打成一片,群众也教育了我,推动了我。”到了广州,一五八师在东郊和增城一带驻防,部队的政训工作立即就和青年学生的抗战救亡运动汇合起来了。一九三八年暑期,中山大学有一些进步的学生希望到部队工作,曾伟和他们一起组成“一五八师中大随军服务团”,亲自兼任团长,这个服务团共有二十多个人,妻子吴平也是团员,她和女学生们都穿着军装,被群众称为“女兵”,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服务团在广州近郊的东圃、横沙、萝岗、新塘一带发动群众,一村一乡的到处奔走呼号,曾伟和团员们一起睡地板、赶夜路、演剧、唱歌、演讲……,组织群众炒米粉、做干粮,慰问部队和缝制棉衣支援前线,一时群情激昂奋发。在那里,曾伟表现出沸腾的工作热情,洋溢着饱满的青春活力。他在话剧《最后一计》中,演英勇沉着、善用计谋的游击队员马百计,由于演得动人,大家就把他叫成了“老马”,他还在《烙痕》中扮演喜多,这些短剧故事情节简单,演员也只有几个人,但是对宣传抗战自卫却起到了非常强烈的效果,得到了群众的赞赏。他写的文章,笔锋和他的性格一样,热情奔放、精力充沛。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极富煽动性的演讲天才,常在一刻间就能鼓动起人们的热情,有一次随军服务团接受任务,要鼓动横沙的壮丁参加民众抗日自卫队,保卫家乡。原先已选定了人在群众大会上进行发动,并事先做了些宣传工作,但是会场上群众的情绪总是提不起来,眼看着时机快要过去了,在情急之中,曾伟走上讲台,他那带着激情的嗓音和富于表现力的手势,像电波一般感染了全场群众,经过这样的发动,当晚就有九十多个壮丁连续上台报名参加,而这些人都是在一个星期前逃避过当地驻军的强迫征召的。

  对于这段时间的工作,曾伟有着丰富的感受,他在《我的政治生活》一文中写道:“这时,我在青年同志与群众的行列中,清洗了六、七年的官僚习气和作风。我以狂飚突进的情绪工作着、煽动着。丰富的实践使我感到理论的贫乏。我在百忙中读过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和《新华日报》、《群众》、《解放》等报刊,我的思想才定型化了。决心为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到底。”

  随着形势的发展,日寇逼近广州,四乡群众纷纷组成“民众抗敌自卫军”,曾伟和服务团到农村去发放枪械,回到驻地时,部队已经撤退,敌人长驱直入广州。曾伟看透了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的面目,不愿再回到已撤退到西江的一五八师,他认识到要坚持抗战,必须走另一条路。他立即领着服务团的一部分青年,打起“青年抗日宣传队”的旗帜,历经艰苦到达粤南的开平、台山、恩平一带,坚持敌后工作。宣传队带着口粮,背着行囊,深入到匪盗出没的恩平的大田、塱底,策划建立一个游击根据点。他们沿途宣传,呼号团结抗战,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但却得不到地方当局的支持。当处境极端困难的时候,许多人都苦恼不堪,曾伟却没有颓丧,他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朝气勃勃,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气概。后来,他们加入第四战区动员委员会,组成战时工作队到了阳江,面向群众,深入农村,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在阳江县城,曾伟率领战时工作队组织过一次群众抗日示威大游行,有位从东北流亡到当地的青年,看到工作队排演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的时候,感怀自己的身世,悲痛万分,哭喊着投江自尽,有好几位青年同时跳入水中把他救起,并拥着这个全身湿淋淋的人加入队伍,继续前进。这一个感人的场面,引起了无数旁观的人群纷纷加入游行行列,形成了长长的雄壮队伍。群众高唱救亡歌曲,高呼口号,通宵达旦,全城为之轰动,达到了空前的宣传的效果。

  由于曾伟出色的领导才干,当地保安团非常器重他,并许以官职,曾伟毅然谢绝了,他说:“我应当和这些热血有为的青年在一起,和人民群众一起,继续做抗战工作。”而这时曾伟才二十六岁。

  
 

  卓有成效的军队政治工作

  1939年,战时工作队解散后,曾伟应邀到由李伯球任县长的兴宁县,他协助李伯球举办乡村干部训练班,为抗战培养干部,他进行军事、政治训练突出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了学员的政治水平和军事能力,他所倡导的集体学习和开展批评制度等培训方式,得到了中共地下党的赞许和进步人士的好评,却引起国民党的不满,诬蔑他们这种做法是“赤化兴宁”。随后李伯球被撤职,曾伟被通辑,两人分别逃离兴宁。

  1940年冬天,曾伟重新回到了国民党部队工作,先后任独立二十旅团指导员、六十五军政治部第一科中校科长。这时,他身处国民党部队中,但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已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拥护者之一,他坚决拥护共产党所主张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他虽任政治工作人员,但对于上级发下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文件十分反感,把它搁置在一边。在六十五军中,他和军政工队队长涂夫(中共党员)、师政工队长、粤港青年随军服务团第三大队队长伍旭(中共党员)、炮兵营长吴应朝(爱国军官,解放战争时在东北战场起义)等同志关系很好,虽然彼此并不了解对方的政治面目,但由于对抗日、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看法一致,自然就团结在一起开展工作。他们教育官兵和驻地群众坚持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结交朋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号召,并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罗瑞卿所著《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为指导去开展工作。他曾多次对伍旭说:“我是紧靠中共去工作的。”虽然他在组织上不是中共党员,但是已具有中共党员的政治认识,也做了许多符合中共利益的工作。以曾伟为主,这些同志集中了政工队和粤港青年服务团的力量,把炮兵营改造为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的部队,并策划在必要时将这个营拉到东江纵队去。曾伟在军中进行抗日宣传,油印、出版进步刊物《弟兄》,并组织进步的战士写稿,用战士的语言去教育战士,在官兵中引起了很大影响。他还利用士兵空余时间,把进步战士集中起来,组织“弟兄演剧队”、“弟兄歌咏队”,高声歌唱抗战歌曲,如《我们在太行山上》、《延水谣》、《黄河颂》、《义勇军进行曲》等,在国民党军内唱响了进步歌曲,还排练了街头通俗话剧、绘制抗战漫画,在所到之处进行宣传,部队中一时弥漫着浓厚着抗日民主气氛,提高了官兵和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同时,曾伟和同志们有意识地接近一些比较开明的上层将领和他们的家属,例如曾伟和夫人吴平与六十五军副军长李振(解放后曾任民革中央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的夫人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在曾伟的影响下,她曾资助过民主革命,后来李振升任军长,能够在解放战争中举起义旗,是与曾伟在这一时期的工作有很大关系的。曾伟还时常向各级倾向进步的军官讲当前抗日形势和国共两党的情况及前途,向他们指出今后该走的道路。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41年冬,当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一位名叫廖锦涛的共产党员被杀害后,部队的政治局面加剧恶化,六十五军奉命撤销政治部成立了国民党特别党部,并立即在部队内在大肆搜捕进步人士。曾伟也被密令通缉,当他听到风声后,首先通知一些同志将身边的进步书籍秘密收藏起来,安全撤退,然后自己才以探亲为名,出走桂林。

  

  举义旗武装御敌寇

  1942年春,流亡到桂林的曾伟参加了桂林文化界抗敌协会,此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成立,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是团体会员之一,所以曾伟又参加了以粱漱溟为召集人的民盟桂林小组(成员有张文、罗子为、周鲸文等)的活动,积极联系各方面人士,宣传贯彻抗战到底、实践民主精神的主张。他和家人过着朴素艰苦的生活,他为进步报刊写稿,以卖文为生,但这样也有了较充裕的时间系统地阅读马列主义的书籍,他称这段时间是自己的“理论修养时期”。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像指路明灯照耀着他前进的方向,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念日益坚定,从此走上了为中国民族解放、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到底的道路。

  1944年,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但是日本侵略者为了打通陆上交通线而加紧对西南的进攻,随着国民党军队的不战而退,日寇的铁蹄踏进了湖南,广西岌岌可危,本来是大后方的桂林也进行了大疏散,曾伟面对严峻形势,积极寻找进行武装抗日的机会。这时,曾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战功显赫的前十九路军名将张炎将军决意回到家乡广东南路组织旧部,发动民众抗战,曾伟闻此消息,在民盟组织的支持下,毅然告别临产的妻子,前往吴川协助张炎策划武装起义,为发动民众组织“南路人民抗日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南路人民抗日军”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四日在吴川起义,张炎任军长,曾伟任军政治部主任,抗日军拥有三个步兵团和轻重武器、大炮,他们与中共南路党组织领导下的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有优势的抗日军事力量。然而,当时这支人民抗日军的处境是很严峻的:一方面要应付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一方面要整顿由革命高潮而形成的庞大但复杂的队伍。曾伟负责军队的政治工作,他知道要巩固队伍,必须从改善士兵生活着手,于是组织“士兵生活委员会”,由士兵选派代表管理伙食,听取士兵的意见,提高了伙食质量,他还提倡干部要发扬民主,改善了官兵关系。经过短短的十多天队伍整顿,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在应对敌人的进攻中,官兵充分发挥了不怕牺牲,积极奋战的精神。由于“南路人民抗日军”在国民党顽军与日寇的包围袭击中苦战失利,部队中的领导层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张炎主张转入广西;副军长主张返回吴川,独立发展势力;曾伟则坚持要投到共产党领导下的遂溪游击区去。由于敌人逼近,他们的处境日益险恶,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副军长甚至拔枪威胁曾伟,但他坚决不屈从。后来,张炎率领部队终于入桂,在当地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为排除异已,不容人民军队存在,不断向该军袭击。曾伟协助张炎将军指挥,与反动势力浴血苦战,令人发指的国民党反动派竟然丧尽天良,于1945年3月把抗日名将张炎逮捕并杀害了。南路人民抗日军的处境十分艰难,曾伟当机立断,说服了一个营,率领干部士兵百余人投向游击区,接受中共领导,共同抗日。中共党组织为了收编张炎部下的溃散人员,派曾伟等人到湛江一带进行工作,这时的曾伟在中共的直接领导下,心情十分舒畅,工作特别积极,短期内便完成了任务。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调动四个师围攻南路解放区,中共部队决定向十万大山转移,曾伟奉令疏散到澳门,然后转赴香港。

  

  战斗在爱国民主运动的前列

  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的民族矛盾得以解决,但又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在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中,国内各阶级、各党派、各种政治力量密切关注着建立一个什么样国家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的愿望,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总方针,主张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集团却一面高唱和平、民主,一面准备发动内战,妄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继续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中国民主同盟于10月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召开政治会议,建立联合政府,召集国民大会的倡议,表达了要求民主、和平、统一的愿望。当时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云集香港,民主运动浪潮高涨,曾伟到达香港后立即投入民盟的爱国民主运动之中。他和冯裕芳等筹建了民盟港九支部,并担任副主任,负责实际工作(主任是冯裕芳),还担任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和南方总支部执行委员。曾伟在港期间仍与中共组织保持联络,并得到中共的支持,他在交给党组织的《我的政治生活》一文中,表示要求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写道:“我希望有两重党籍以利于我目前所担负的工作。”

  曾伟在民主革命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在各界人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民盟在香港和九龙举行的多次大型纪念会或庆祝会,如促进祖国和平运动大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纪念冼星海歌咏大会,都是由曾伟主持或作为主要报告人。他那光彩照人的仪表,炯炯的目光,热情洋溢而又平易近人的态度,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娴于辞令,每次演讲,对问题的分析都有很高的水平,他那富有喜怒哀乐的表情,抑扬顿挫的声音,准确有力的言词,像磁石般吸引着群众,会场里有时鸦雀无声,有时掌声雷动,有时群众的情绪像波涛那样汹涌澎湃。他以炽热的爱国热情,使听众热血沸腾,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人投身到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中。

  解放行动委员会于1946年3月1日在香港创办《人民报》,在创刊号上阐明办报宗旨是“站在中国农工平民之立场,为彻底完成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为实现民主政治及争取社会主义前途而奋斗。”《人民报》创刊得到了中共的支持和鼓励,周恩来题了贺词“人民之友”,董必武的贺词是“人民之声”。《人民报》的社长是李伯球,董事长兼发行人是农工党创始人之一、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丘哲,主笔是黄药眠,曾伟是编委。《人民报》围绕着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进行报道和评论,在华南地区产生很大影响,为了斗争的需要,一个月后于4月1日迁到广州出版。在这一个月中,曾伟撰写了许多社论和专论,如3月2日的《对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期望——国民党民主派团结起来》,3月4日、6日的《中国当前民主运动的特点》(上)(下),3月5日的《论西班牙问题》、3月11日的《为本报被非法禁扣事向广州当局抗议》,3月15日的《召开亚洲会议,解决亚洲问题》,3月29日的《踏着先烈的血迹向民主之途迈进》,3月31日的《论国际上的两个阵线》等,他以犀利的笔锋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进攻,阐述民盟和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政治态度,在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上,坚决支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时,曾伟还为解放行动委员会的机关刊物《中华论坛》和《华商报》等进步刊物撰写了许多文章。

  在香港期间,曾伟还积极参加筹办达德学院的工作。达德学院最初是由解放行动委员会主办,丘哲任董事长,命名为达德学院,其意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并有深切怀念邓演达先生之意。后来扩大由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合办,聘请李济深先生为董事长,丘哲为副董事长,还聘请国内著名民主人士如邓初民、杨东莼、千家驹、黄药眠、刘思慕、侯外庐、翦伯赞等为教授。该学院在短短三年间,为各解放区,为新中国的诞生培养了一大批革命人才。曾伟参加了学院的筹办工作,担任筹委会委员,后为董事,并亲自上讲台授课,受到学生欢迎。

  在香港,曾伟在爱国民主运动中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精力,妻子曾问他为什么还要搞民主党派工作,他说:“革命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要在政治斗争的舞台上扮演一个对革命最有利的角色。”

  

  上海农工党的掌舵人

  1946年5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由重庆迁回上海。由于曾伟的卓越工作表现和旺盛的革命精力,在1946年底被组织调到当时的爱国民主运动的中心上海,参与中央的工作。1947年2月,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上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曾伟当选为由25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会后第二天成立了农工党上海市党部,中央指定曾伟兼任主任委员。从此,曾伟为恢复和发展上海和华东的农工党组织,开展爱国民主运动而不遗余力的工作。

  曾伟虽然远离家乡和亲人,但上海是民主力量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前沿,能和那么多德高望重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一起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携手抗争,他觉得这里正是他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他肩负着农工党中央和上海党员的众望,不畏工作和生活上的艰难,日夜为革命而奔波。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农工党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党员由50多人发展到数百人,不仅有爱国知识分子、学生,还在军警、政府中发展了许多党员,遵循农工党组织发展的方向,上海市党部在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中发展了大批党员,在郊区农村中也有部分党员。市党部成立了工人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开展革命斗争,在各个区和许多学校中建立了党组织,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发动工人、学生参加反独裁、反内战,争取和平的运动,曾伟广泛联系各界进步人士,与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经常往来,密切合作,使农工党在上海成为有影响的政治力量。

  曾伟不仅担当领导工作,还亲自与各级组织进行联系,他温文尔雅,工作谨慎缜密,富有斗争经验。他经常和年青党员谈形势、谈思想、谈地下工作的经验和规律,告诉他们哪些事可以做,应该做,哪些事不能做。当时上海的大、中学校里情况很复杂,有中共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和民主党派开展的学生运动,也有国民党、三青团的活动,对此曾伟都一一进行分析,使同志们正确掌握方向。例如1947年冬季,上海各大学开展了一次征募寒衣的活动,许多学生都出动进行募捐,曾伟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三青团组织的活动,受助的对象是从苏北解放区出来的逃亡地主,于是农工党组织坚决抵制了这些活动。他关心年轻同志的学习和成长,指导他们如何辩证地看书学习,介绍他们看艾思奇编的《大众哲学》、沈致远著的《政治经济学大纲》等哲学、社会科学书籍,还与他们谈学习体会。当他得知,有同志到苏联开办的时代出版社门市部买了书,他很高兴,但又告诉大家到这个书店去买书,要十分小心,一次不要买得太多,要当心特务的盯梢。他无微不至地关心同志的成长和安全,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曾伟坚决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积极配合中共进行策反国民党军队的工作。1947年上半年,曾经和曾伟一起在国民党六十五军做政治工作的中共党员伍旭在山东解放区的报刊上得知曾伟在上海进行爱国民主活动后,立刻和曾伟取得了联系。8月,伍旭由中共华东局联络部派遣到驻扎在沂蒙地区的六十五军去策动蒋军起义,他接受任务后,立刻就想到老战友曾伟。曾伟的政治立场和工作能力,完全得到中共的信任,再加上他与六十五军军长李振、副军长李明都是客家人,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是配合中共进行策反工作的最好的合作者。伍旭到达六十五军后,由军长李振任命任新闻处科长,他立即到上海找到曾伟,请他出面策动六十五军武装起义,曾伟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使命,并介绍在六十五军的农工党同志参加工作。曾伟多次与李振、李明谈话,劝他们认清形势,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投向人民,由于曾伟深明大义的思想动员和他的人格魅力,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两李答应在时机成熟时宣告起义。后来,六十五军在李振军长的率领下,在四川全军武装起义,投向人民和共产党,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这件工作曾伟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六十五军的炮兵营长吴应朝在抗战期间曾受到曾伟的革命教育和影响,1947年曾伟及时与他联系上,并介绍他加入农工党,通过他的工作促使各炮兵营消极对待国民党发动的内战。曾伟还指示他参加在重庆办的国民党陆军大学特别班(学员大部分是将官)的学习,利用机会广泛结交高级军官,为解放西南做准备,还给了他活动经费,交代了联系方法、暗号等,并长期给予指导,介绍他与当地的民盟组织取得联系。吴应朝在重庆、成都军界同学中进行联系和宣传,并与欧震等将领一起在陆军大学形成了一股向往进步的力量,在解放军进军西南时,争取了罗广文兵团、辎汽三团以及川军的一些部队参加起义。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慑于民主党派开展的爱国民主运动,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解散。上海的民主力量遭受严酷的迫害,农工党中央被迫迁往香港,一部份负责人留沪设立中央驻沪办事处,由农工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秘书长丘哲任主任,党的活动转为地下。曾伟仍坚持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由于他是活跃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他的名字早已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他只能化名隐蔽,受聘为学校教师,以半公开的身份开展工作。1948年2月,农工党中央驻沪办事处改组为华东局,由连瑞琦任主任委员,李士豪和曾伟任副主任委员,他在特务和军警的横行中出生入死地开展斗争,直到身份暴露,被特务跟踪,才于1948年上半年转道南京回到香港,继续在农工党中央工作。

  

  为革命弃家别子入虎穴

  在香港,曾伟有许多朋友和同志,令曾伟特别高兴的是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家,他离家近两年,幼小的女儿和儿子几乎已不认识他了,爱妻吴平独自支撑着家庭,还得时时牵挂着他的安全和冷暖。如今他回到了温謦的家,和妻子儿女们团聚了,可以尽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了。可是他仍关心着上海农工党的工作,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这时在香港的民盟和农工党的部分人中出现了“中间路线”倾向,曾伟有着敏锐的政治辨别力,马上意识到这是关系到民盟和农工党是否能与中国共产党继续合作的大是大非问题。他从农工党十多年的坎坷发展的道路中,认识到民主党派只有与中共团结合作才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自己作为民盟和农工党的高级干部,必须珍惜当前这来之不易的政治上的合作,于是他毫不畏惧地会同民盟、农工党的部分领导同志,一起展开了对“中间路线”的严肃的批判。他邀请农工党上海市党部领导人虞键、赵寿先专程赴港研究,统一了思想,又和部分中央委员综合了地方干部的意见,写成了《批判中前进》的万言书,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从党的历史和现状上,对农工党的政治方向和组织路线提出了很多意见,并在农工党内正式提出中国革命应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他把这些观点编成小册子,作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材,澄清了一些同志的模糊观念。经过几个月反复斗争,终于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取得了党内进步力量的支持和地方干部的拥护,在通过的政治决议中,否定了中间路线,并指出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曾伟的这些工作对农工党能在民主革命时期坚持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战斗起到了积极作用。

  半年后,从上海传来了上海农工党组织被严重破坏的消息,许多领导人和党员在利群书报案中被捕,赵寿先为了保护组织和同志已英勇牺牲,这消息使他悲愤和焦虑。他想到自己和同志们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党组织被摧残,心比刀割还难受。被捕同志的那一张张熟悉的脸浮现在眼前,他们都是党的骨干,如今身陷囹圄;赵寿先这位优秀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不久前在香港还和自己一起憧憬着解放后新的生活,现在却已永别了。他想道:我的亲密战友和继任者虞键同志此时的担子是何等重啊,在这关键时刻,我不能看着同志们在黑暗中挣扎,他彻夜难眠,经过几天思考,决心再赴上海重振革命力量,迎接上海解放。这时上海同志的求援函电也接踵到来,他及时与农工党中央领导一起研究了上海党组织的处境,并表示了愿回上海的想法。他说:“他们需要我去我就应该去,上海已到了解放的前夜,我要和他们一块儿作迎接解放的布置。”此时许多同志和朋友,考虑到他回上海将会处于危险境地,为他的安全着想,婉言劝他不要去。面对同志们的善意,他思忖良久,他何尝不知,在上海他是国民党黑名单上的重要人物,反动派在失败的前夜,正疯狂地捕杀革命者,自己此行是凶吉未卜。曾伟也很明白,胜利即将到来,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已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新中国建立后,民主党派将会在政治上和国家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以他自己的才华和声望,到那时能为祖国的建设做多少工作啊,在政治上也会有所作为。但此刻在他心中占据着更重要位置的是革命尚未成功,上海的同志正处在极其艰难之中,他们需要自己去帮一把!他谢绝了同志们的挽留,决然成行。他对组织和同志们说:“革命需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农工民主党中央支持他的计划,把上海和华东局党的工作托付给了他。

  回到家中,曾伟望着妻子孩子,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谁没有家庭,谁没有儿女情长的感情,但是在革命和家庭这座天平上,他把自己放在了革命一边,为了让中国千万个家庭获得解放,都能享受到天伦之乐,他舍弃了自己的美满家庭。他准备好了行装,与家人一起拍了全家欢照片,看到照片上妻子那贤惠宽容的面容,儿女们活泼可爱的笑脸,他感到非常欣慰。

  他密切关注着上海方面的局势发展,与市党部保持联系,随时准备赴沪。1949年3月29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前夕,曾伟毅然动身,取道广州飞赴上海。在飞机上,曾伟周密地考虑着上海和华东地区农工民主党的工作:恢复组织,迎接解放,营救同志、策反……,任务是艰巨的,但又是多么壮丽的事业,可以为革命尽自己的力量多作些工作,是他感到最满足的。

  飞机抵达上海,曾伟马上感觉到全城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他找到了农工党组织,没有接风,没有寒暄,甚至顾不上找落脚的住处,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在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会议上,他带来了农工党中央对当前工作的指示,对上海的情况作了精辟的分析,安排了恢复党组织、配合中共上海局做好策反、宣传、护厂护校、团结爱国民主人士等工作。他激动地说:“革命正在迅猛发展,邓演达先生和我们追求多年的理想即将实现,我们必须与中国共产党团结战斗,负起迎接上海解放的重任。”他的话鼓起了同志们的士气,他们信心百倍地投入到紧张有序的战斗中。曾伟置个人安全于脑后,夜以继日地工作,会见各方人士。这时,解放军在正在作渡江准备,国民党妄图依仗长江天堑进行顽抗。曾伟特别重视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工作,认真研究了策反对象和工作策略,他深知工作的重要性,农工民主党和共产党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们能够多争取一个敌人放下武器,就能为解放军多扫除一个前进中的障碍,这就是对人民解放战争的有力支援。在他的领导下,农工民主党在上海的工作出现了新的有序局面。

  践誓言热血无悔洒申城

  曾伟回沪未及一周,4月5日,农工民主党南京市党部委员刘启纶来沪与曾伟、虞键、申葆文等华东局领导人在山阴路恒盛里47号研究策动芜湖、太湖地区国民党军队起义一事。会后在路上曾伟和虞键边走边谈,商量工作,不幸被国民党鹰犬侦悉,片刻之间被蜂拥而上的军警抓获,在这危难时刻,他们立即向走在前面的同志发出信号,使他们得以脱身,而刘启纶则在恒盛里47号同时被捕。

  曾伟被捕后,立刻销毁了身上携带的文件,保全了上海、广东等地的党组织。他受尽了严刑拷打,始终坚强不屈、大义凛然,在狱中还带领难友读书、唱歌,互相勉励,增强革命信心。同时被关押在隔壁牢房的王葆真先生听到歌声后,与他取得联系,他通过墙隙安慰这位老同志说:“我们牺牲了,后面还有许多人会接着来的。”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他写了两封信,设法托人寄回香港,其中一封是写在半片书页上的,信中安慰家人和同志们,嘱咐不要挂念他。

  5月21日,解放军进攻上海的炮声已从郊区传到了牢中,敌人气急败坏地进行大屠杀,曾伟和虞键、刘启纶等人一起被押往宋公园(今闸北公园)刑场,曾伟毫不畏惧,神态十分坦然,他实现了自己在1945年写下的誓言:“为中国人民利益与社会主义前途,我愿不怕困难与牺牲奋斗到底!”把仅三十七岁的宝贵生命献给了壮丽的人民解放事业。几天后,上海解放了,烈士流血牺牲终于迎来了光明的新中国。

  解放后曾伟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现长眠于龙华烈士陵园中,在龙华烈士纪念馆中陈列着他和邓演达等农工党烈士的革命事迹,他的家乡人民也没有忘记他,他的革命事迹和英雄气概在家乡广为流传,曾伟的革命精神以及他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风范将永远留在农工党的历史上。 (李庆海根据有关资料整理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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