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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谷城与毛泽东交往3阶段:没人能比他更伟大

来源:中国文化报  时间:2018-04-04 04:19:00  编辑:陈静

周谷城

   周谷城,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领导人、著名历史学家。身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周谷城和毛泽东的关系很密切,他曾和毛泽东同事,在一个学校教书。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不同寻常的三个阶段。

两位教书先生

早在1921年,周谷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时,就认识了在一师附小任主事(即主任)的毛泽东,二人皆好读书,勤于思考,喜欢新思想,憧憬新生活。闲暇时间,常常畅谈国事、天下事。记得一次毛泽东在周谷城的宿舍,看到他书架上的《资本论》时,还惊讶地问他:“你读这种书,不怕吗?”

此时,二人是一对教书匠,有着一样的身份,他们的关系很简单,就是两个有共同语言的同事和朋友。这是二人关系的第一阶段。不过后来,这两位教书先生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个埋头教书,继续当老师,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一个却投身政治,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

此后一别经年,两人再次相见,已经是18年之后了。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周谷城在会场外见到毛泽东,两人寒暄时,周谷城关切地问:“您从前胃出血的毛病好了没有?”毛泽东说:“我这个人,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上山当'土匪',病就好了。”

此时的毛泽东已是拥兵百万、雄踞一方的共产党领袖,周谷城则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大学教授,两人在各自选定的生活道路上,矢志前行,均有所为。

周谷城在解放后也说过这样的话:“大革命后,我怕死,所以做了学问。”言下之意,如果不怕死,那就不只是个大学教授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当上了国家的领袖,周谷城还是一介书生,教书谋生。不过,毛泽东还是很念旧的,虽然日理万机,但他还是总想到周谷城。根据媒体报道的材料统计,新中国成立后,从1956年至1965年,毛泽东先后与周谷城见过6次面。谈话的内容则是天马行空,从文学、历史、哲学到人生、政治。两人一起游泳、吟诗、吃饭,像朋友聚会一样。

两人的交谈虽然并无一定的主题,但也往往会有新意出现。一次,在谈到革命的曲折过程时,毛泽东感叹地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他对自己革命历程的总结。周谷城听后也很有些感触,他信口讲道:“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有时候成功也是失败之母。”毛泽东反问说:“什么意思?”周谷城解释说:“成功者易于骄傲、腐败、争权夺利呀!”毛泽东沉吟片刻,立表赞同:“你讲得对。”

还有一次,周谷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听后,觉得有道理。他采纳了周谷城的意见,并加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句,于是,这两句文学色彩较重的话,作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来了,成为指导工作的方针。周谷城常以此为例说:“50年代,毛泽东是很能采纳别人的意见的。”

两人之间既然是闲谈,话题就纵横无边,走哪说哪。一次,毛泽东突然说道:“我不想当主席了。”这是自言自语,周谷城不明就里,没有接口。毛泽东接着说:“有人说我可以去潜心研究党务,指导国家和世界。你说呢?”这是个问句,周谷城不知该如何回应,沉默片刻,他说道:“那怕不好吧。”毛泽东追问道:“为什么?”这次周谷城没有犹豫,他说:“恐怕人民不答应,人民习惯于喊:毛主席万岁。”这下轮到毛泽东不吭声了,两人枯坐在那里,很长时间没有声音。继而,毛泽东长叹一声:“我有这么一个想法,你又不同意。”

这恐怕就不是闲聊了,这段对话让周谷城很紧张,回到家里后,辗转反侧,还在思量这段对话,不知道自己的回答毛泽东是否接受、满意。许多年后,周谷城才肯定地说:“我的话,恐怕毛主席是听得进去。”

关于周谷城与毛泽东的关系外人很感兴趣,周谷城也不避讳,他在课堂上也曾对学生们讲起他和毛泽东一起游泳、吃饭的逸事,常常赢得一片羡慕的目光。

毛泽东对于自己和周谷城的关系也很看重。1949年,政协会议召开的时候,周谷城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与会,与郭沫若、欧阳予倩等人同在一个小组。毛泽东派人跟他联系,转告让他在北京多住两天,并带给他100块钱。这在当时还是挺多的。不过,周谷城没有听毛泽东的意见,会议结束后就回上海了。

显然,毛泽东似乎有意让周谷城留在北京。而后,毛泽东还特意和他讲起,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很重要,郭沫若那个科学院偏重于自然科学,还应搞一个社会科学院。”周谷城没有回答。毛泽东还问周谷城说:“文化部,文化部,文化应该是一个大文化,不单单是剧目演出、电影戏剧,是个大文化。你对文化有研究吗?”这次,周谷城回答了:“没有多少研究。”

毛泽东也曾告诉上海市的领导说:“我认识周谷城比认识你们早得多。”一次,毛泽东到上海,陈毅在锦江饭店设便宴招待。晚饭后,大家一起去小礼堂看戏,毛泽东没有去前排为他准备的大沙发上就坐,而是主动找到周谷城,和他一道坐在中间的一排小椅子上,他还开玩笑说:“我们就甘居中游。”

他也曾对贺麟、郑昕、冯友兰、金岳霖、王方名、胡绳等人直言:“我今天请老朋友周谷城吃饭,请你们作陪。”

文化大革命后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只讲周谷城的好话,他也曾说过:“我就有几个右派朋友,周谷城、张治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谷城被关进“牛棚”,受尽了折磨。1968年11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

这句最高指示解放了周谷城,使得他免受折磨,算是毛泽东对老朋友的最后一次关照。

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获知消息的周谷城悲情难耐,赋诗一首,名为《哀悼毛主席逝世》。这首诗被人们认为是周谷城的媚俗之作,说他在拍马屁。据此又衍生出一种观点,说周谷城的史论均以毛泽东的旨意为主,缺少独立性。然而,我们从毛泽东和周谷城交往的过程来看,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周谷城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学者,他的著作和论文都有着鲜明的周氏风格。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可能在和毛泽东的交往过程中,会附和毛泽东的一些观点,但并非盲从。更何况周谷城的历史著作大都是在解放前完成的。

同样,毛泽东是一代伟人,通古达今,对国内外历史有他自己的见解,用不着借用他人之手,抒己之见。只不过,毛泽东喜欢和一些文人、武人交流,指东说西,谈天论地,有话不明说,让你来琢磨话外之音,这是他的一个习惯。他喜欢在武人面前讲文学,谈文化,譬如,他会让许世友将军读《红楼梦》,明知不易,偏要你读,而且,一遍不行,可怜的许司令该怎么办啊!当然,他更喜欢和文化人谈哲学,说历史。会讲一些生僻的历史故事,借古喻今,这让他有种超越一切的成就感。

不过谈归谈,毛泽东并没有在政治上给予这些文人过高的地位,在和他交往的文化名流中,只有郭沫若得到重用,这种现象也引得众说纷纭。不过,毛泽东好像更希望有一些淡如水的朋友,而不是唯唯诺诺的臣属下级。周谷城说:“我没有问毛主席要过一官半职。”当然,毛主席也没有给他一官半职。从这个层面上讲,他们二人是真正的君子之交。

晚年的周谷城对毛泽东是怎么评价的呢?他的儿子周骏羽说:“他自始至终都认为毛主席是伟大的,他和毛主席是有感情的,这辈子毛主席能够把他当做朋友,他觉得蛮光荣、蛮骄傲、蛮自豪。他认为毛主席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从一个世界级领袖人物来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和毛主席的人品、人格和他的伟大来比拟。”

身为历史学家,站在历史的高度,周谷城也看到了毛泽东身上的问题,他说:“毛泽东在晚年背离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是我们党的、集体的。”

作为朋友和历史学家,周谷城的这个评价应该是客观的。

肖伟俐(摘自新华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的《大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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